提升两栖登陆作战卫勤保障能力的理论探讨

李晓腾,张晓敏,陈晰辉,顾雪辉,蒲江

两栖登陆作战是战争中最复杂的军事行动之一,作战的实施条件非常严酷,无论在计划准备、组织实施、指挥协同、后勤保障等方面,都会较其他进攻样式更为困难。强渡海区、敌前登陆、背水攻坚带来的高难度、高损耗和高风险也是其他进攻作战无法比拟的。高技术条件下多军兵种联合作战是现在和将来主要登陆作战样式,其作战兵力可来自海军舰艇部队、海军陆战队、海军航空兵部队以及陆军、空军部队等,人员构成复杂,协同作战和一体化保障面临挑战。卫勤保障方面,登陆作战将在舰艇、登陆滩头岛屿两个方向产生大批量危重伤员,且作战编队远离我方岸基,跨海后送卫勤保障的任务繁重[1]。

1.1 伤病员发生的时间维度长 两栖登陆作战大体可分为作战准备阶段、作战实施阶段,包括夺取制海权或制空权、抢滩登陆、扩大巩固登陆场等,各个作战阶段持续时间长短不一,且均有伤病员发生,时间跨度长[2]。

1.2 伤病员发生的空间范围广 从作战空间上看,两栖登陆作战在舰艇内、战车内、深水区、浅水区、滩头及纵深阵地等不同战位地域均会发生伤病员,伤员空间分布广。

1.3 伤病员伤情复杂多变 战伤减员中,舰艇和战车内以爆炸伤、冲击伤、烧伤为主;
深水区以冲击伤、溺水、浸泡伤、海洋生物伤为主;
浅水区以爆炸伤、枪伤、浸泡伤为主;
滩头以爆炸伤、枪伤、烧伤为主。主要特征为复合型损伤多,伤情复杂危重[3]。

1.4 非战斗减员发生率高 两栖登陆作战中,作战人员在狭小舱室内受到噪音、震动、浪涌、高湿、高温或低温等环境影响,容易发生晕船、中暑、脱水、冻伤、呼吸道或胃肠道感染等疾病,使非战斗减员率提升。

两栖登陆作战中,为了保证舰艇救护所、登陆滩头医疗机构救治能力和床位周转能满足大部分伤病员的救治需求,使登陆作战具有持续卫勤保障能力,必须将大批伤病员及时后送至后方医疗机构,但医疗后送的组织实施过程中面临较多困难。

2.1 参战兵种多样,卫勤组织指挥与协同复杂未来两栖登陆战役是在一定的海域、空中、陆地实施的立体联合作战,参战兵种编成复杂,不但有海军的舰艇部队、航空兵部队、岸导部队、陆战部队,而且还有陆军、空军的支援兵力和地方支前力量。由于保障对象的多元性,保障空间的多维性,作战时间的持续性,卫勤组织指挥协同困难。

2.2 战斗减员率高,伤情复杂多变 两栖登陆作战中,由于作战样式转换频繁及高新技术武器的使用,使战斗减员率显著高于其他作战形式。见表1。伤员的伤类复杂、伤情危重,爆炸伤、冲击伤、烧伤、核生化损伤等均会发生,且多为复合型损伤,给一线救治工作带来巨大挑战[1]。

表1 一般作战与登陆作战战斗减员率比较

2.3 战场环境险恶,医疗后送难度大 两栖登陆作战的主战场在敌方近海和滩头,受战场态势、天气、海洋、陆地和运输工具的影响大,后续部队和卫生船舶到达登陆地的时间难以准确预计,可能会发生大批伤病员聚集在滩涂码头的情况。恶劣海况、船只故障、立体后送装备配备不足等因素也会导致大批伤病员滞留,伤病员医疗后送难度大。

2.4 现行医疗后送环节层次多,救治效率低 两栖登陆作战时,伤病员要经过滩头后送站或单舰艇救护所、救护艇或救护直升机、卫生船舶、我方岸基码头、后方医院实施后送,中间还要经历救护所转移、担架队前接、救护艇换乘、直升机搜寻等。后送环节多,换乘困难、过程复杂,难以构成及时快速的医疗后送链,严重制约了海上医疗后送能力。

3.1 构建统一、精干、高效的卫勤指挥系统 两栖登陆作战中,海军部队是作战主体,因此应主要依靠海军卫勤力量完成海上伤病员救治和后送任务。建立以海军卫勤管理人员为主体,必要时吸收陆军、空军和地方支前卫生人员参加卫勤指挥机构,统一指挥、统筹调度各级卫勤力量。同时制定周密的战役卫勤保障计划、协同预案和应急方案,加强协调对接,实施不间断的卫勤组织指挥。

3.2 建立快速、高效、科学合理的海上伤病员医疗后送体系 快速、准确的医疗后送是伤病员及早脱离作战区域,尽快到达稳定的救治环境,获得良好的治疗和护理关键环节[4]。简化传统的医疗救治体系,建立四级医疗救治体系:(1)舰艇或营、连级滩头救护所;
(2)大型登陆舰、医院船;
(3)岸基医院、野战医院;
(4)军种总院、地方医院组成的,条件允许时可使用立体后送装备越级后送,减少海上换乘次数。后方专科卫勤保障力量向一线部署,使多数伤病员在作战阵地前沿得到专科治疗,降低伤残率、伤死率。增配医疗船舶,充分发挥医院船的功效,进一步提升其实战条件下卫勤保障功效,使海上救治平台能够满足和适应各类海战卫勤需要,特别是两栖登陆作战这类减员率较高的海战[5]。

3.3 锻造“一专多能”的医疗救护队伍 战役卫勤力量以岸基卫勤力量为依托,舰艇建制卫勤力量为基础,医院船和应急机动卫勤力量为骨干,实施海上机动配置与陆上梯次配置相结合的海岸一体的卫勤部署,以提高战役卫勤保障整体效能。提高机动卫勤力量救治能力,特别是配备能在海上航渡中完成气胸封闭、气管切开、清创术、抗休克等一些专业手术队伍,最大限度地降低阵亡率和伤死率。在医护人员构成上,舰艇救护所、滩头救护所、救护艇着重配备全科、急救专业医护人员,医院船着重配备专科类医护人员,适当增加烧伤科、矫形外科、精神科医生数量,使人员配备更加合理,组织更加高效[6]。重点强化带有两栖登陆战役实战背景的海上卫勤保障能力训练,锻造“一专多能”的医疗救护队伍。

3.4 加强舰艇军医一线救治能力和官兵自救互救能力训练 针对性地加强临战训练,提高群众性战伤救治技术水平和自救互救能力,强化各级人员战伤救护意识,重点围绕烧伤、冲击伤、海水浸泡伤、高技术武器及核化生损伤等开展训练,使舰员熟练掌握在空间狭小、颠簸摇晃的恶劣环境中实施战救五项技术。加强习服训练,使官兵能适应登陆海区风、浪、雨、雾、寒冷、炎热等复杂环境。要着力提升舰艇军医一线救治能力,同时注重提高其对卫生士官、普通官兵的自救互救培训能力,以提升全员自救互救水平。

3.5 加速医疗增援组织模块的设计研究 根据海战的不确定性和战场环境变化快等特点,组建远征外科手术队,设计远征外科复苏系统、海上应急救治中心等小型机动化、模块化医疗组织,使医疗人员和装备箱组形成模块化组合。研究通过在大型辅助船舶上加装医疗模块,使其具备卫生船舶的能力,从而提高卫勤的保障能力和快速反应能力。

3.6 加强医疗后送能力建设 加强海上伤员换乘、捞救、识别等装备的研究开发,重点是加快适用于现代海上局部战争伤员医疗后送载体和运输工具的研制和引进步伐。增配一定数量的救护直升机、高速救护艇,缩短后送时间,以充分发挥海上、空中等多渠道输送的综合效能。分类制订战时征用民船作为医院船和卫生运输船的预案,做好技术储备,由联勤保障部队向作战区域派出运输支援保障力量,可在港口与海军救治力量混编开设伤员救治与转运中心,加强联合保障与联勤支援,实现立体后送[4]。

3.7 着力提升卫勤保障信息化水平 战场上“伤员流”及时、合理的流动有赖于实时“信息流”的牵引。登陆滩头、舰艇编队伤病员的合理分流,后送过程的组织协调,都离不开通信联络。根据作战伤病员发生的具体情况和卫生运力的可利用情况进行实时调整,因此要不断加强卫勤指挥自动化、人工智能现场评估及智能快速转运设备的建设,并与现有的信息化指挥系统有机结合,使其向纵横联合、安全高效方面发展。开发军人保障卡便携式读卡器、网络多媒体、射频识别与条形码等,实施打印和上传野战病历;
建立伤病员病历信息实时共享系统,在战役后方建立数据库,使各级医疗机构对作战伤病员在医疗后送全过程中做到病历信息的全面掌握、动态跟踪,使救治手段更具针对性,救治流程更加高效。

3.8 构建高质量一线救治训练平台 在基层部队建立战伤救治技能专修室,在中心医院或基地医院建立区域训练中心、在军种总院或军医大学附属医院建立卫勤模拟训练中心,构建三级训练体系。战伤救治技能专修室使本级卫生人员、兼职卫生兵和普通官兵熟练掌握战位急救技术;
区域训练中心通过模拟战场环境,使区域部队卫生专业人员掌握复杂条件下战伤救治流程与技术;
卫勤模拟训练中心面向全海军部队承担组训任务的教练员、机动卫勤分队骨干及需集中强化训练的卫勤人员,利用高仿真环境、虚拟现实技术、增强现实技术等技术,开展较高级别战术想定背景的全流程战创伤救治技能训练,进一步熟练掌握战场真实环境复杂条件下战创伤救治的组训方法、指挥流程与技术考核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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