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小小的光芒

卡罗尔·波士顿·韦瑟福德

马尔科姆·艾克斯牧师曾说我是“全国第一的自由女斗士”。可是,在我的前半生,没有任何迹象显示我会声名远扬,闻名于我未曾生活过的地方。

密西西比,我出生在这里。20个孩子中,我排行最小。我的家人和亲戚,詹姆士和娄·艾拉·汤森,都是在密西西比三角洲太阳花郡工作的佃农。那里的土地富得流油,黑人却穷得喝西北风。那里,棉花为王,种族隔离是铁律。

我出生在1917年10月6日,为此,种植园主付给我母亲50美元,因为她生育了未来的劳工。这笔钱帮助我们全家度过了冬天。

我是三角洲的孩子,三角洲孕育了忧伤的歌曲。

我第一次拖着采摘袋走过棉花田时,只有6岁。

我的家人——全家共22口人——都在棉田里劳作。并不是没有其他工作可做,只是,他们对工厂一无所知。那时候,工厂还是新鲜事物。

从日出到日落,从清晨到深夜,从双眼看得见到看不见,我们肩上扛着6米多长的麻布口袋,沿着一行又一行的棉花,走了一公里,又一公里。我们弓着腰,驼着背,把棉花拽下来。

40多摄氏度的高温炙烤着我们的脊背,干硬的棉壳扎伤了我们的关节和手腕。

一季下来,我们能收15吨棉花,但仍然入不敷出,生计艰难。

你瞧,磅秤总是向主人倾斜。饭食、衣物、种子等生活物资,都靠借钱购买,而那所谓的一份收成,永远无法还清欠债。年年如此,岁岁同悲。黑人那么卖力地工作,到头来却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只要有人肯听,我就说出来。佃农制,其实就是把奴隶制换了个好听的说法。同样是替地主卖命,同样是被生活囚禁。

学校每年只开4个月——从12月到3月底,因为这段时间,孩子们不需要在棉田里干活。

我喜欢上学——即使学校根本不讲黑人的历史,教科书上的黑人被写得像傻子。我会背诵诗歌,还赢过许多拼字比赛。

公平?

是否能让我做个定义?那是没有偏见,没有欺诈,没有不公。

公平(fair)。F-A-I-R,公平。

我还能唱歌,一直唱到了6年级。再大一点儿,我就得去田里全天候地劳作了。若要勉强糊口,我家每个人都要辛苦劳作。

13岁时,我一周能摘140公斤棉花。但是我好怀念学校的课本。我从路边捡拾报纸碎片,从农场的垃圾堆里翻捡杂志,仅仅为了有点儿东西可读——无论是什么都可以。我是那么渴望学习。

母亲向我灌输的理念是:读得多,懂得多——懂得多,就能帮助自己、帮助他人。

我们的餐桌上没有多少食物,肉食更为罕见——通常是用肉汁酱拌蔬菜,不然就是洋葱配面包或者玉米面。若帮助邻居杀猪,可以得到炸猪肠、猪蹄,或者猪头作为谢礼。

棉布口袋就是我们的床,内里填充着玉米皮和杂草。

没有电,没有供暖,没有自来水,生病了也没钱请医生来看看,我不知道自己的腿为什么会瘸,也不知道怎么保住妈妈那只被木片击中的眼睛。

有一次,父親设法买来一辆货车、一把犁头、三头驴(它们叫艾拉、小鸟和亨利)和两头母牛(马伦和黛拉)。但是,一个住在附近的白人给牲口下了毒,仅仅是因为不乐意见到黑人的生活有所改善。我们立刻被打回原形,重新回到穷困潦倒、猪狗不如的生活中。

我的父母,再也没能得到改善生活的机会。我真怀念黛拉产的奶啊!

日复一日的艰难困苦,压垮了我的父亲。我22岁时,父亲下葬。

我的兄弟姐妹们大多搬去了北方,为了更高的收入、更好的生活。我没法儿责怪他们。南方的种族隔离政策吞噬了黑人所有的机会。

谁不渴望过得更好?如果不是妈妈需要人照料,或许我也走了。但是一想到她要去住养老院,我就无法安心。

她搬来和我同住时,已经80多岁了,眼睛几乎失明,身体也被繁重的劳动拖垮了。有时候,我读书给她听。有时候,我听她唱歌。歌曲一首一首在我心中沉积,强有力的歌曲,强有力的信息。

我从不后悔放弃远方、留在家乡。我对在这里度过的每一分钟,唱出的每一个音符,都不曾后悔。

我和佩里·哈默尔结了婚——人们都叫他“帕普”——他是个好人,言语不多,沉稳如山。

我换上了丈夫的姓氏,别的却没变。我和帕普一起在马洛家的种植园工作,他开拖拉机,我就在另外一垄地里摘棉花。

我把农产品做成食品罐头,帕普打兔子、射松鼠,我们还捕捞鲇鱼和鲈鱼。

马洛家的狗叫“老蜜糖”,它有自己的室内卫生间,而我和帕普只能用室外的,因为我们的厕所坏了,主人却不肯修,说我们不需要这个。这真让人受不了。

除了摘棉花,我还是监工。我要记录工时,记录棉花的重量和应付的工钱。但是,老板在秤上做了手脚,欺瞒我们这些佃农。有时候,我可以用自己的秤,真实地记录棉花的重量。而有时候,我帮不上忙。谎言压在我的心头,沉甸甸的。

1962年,我的朋友玛丽·塔克告诉我,威廉教堂里有个集会。4个来自外乡的年轻人正在推动选民登记。

坐在教堂长椅上的人们,谁也没参加过投票。在那之前,我甚至不知道黑人也可以投票。

人们从地里劳作回来,即使家里有收音机,他们也累得顾不上听。所以,我们根本不知道在这个国家其他地方发生的事情,更不要说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事情了。

但是,当年轻人询问谁愿意前往县法院进行选民登记时,我的手高高举起。

我们这次总共有18个人前去报名。我只是很好奇,所以就去了。我猜,但凡那时我有一丁点儿理智,都会感到害怕,但是,害怕有什么用?他们唯一的手段就是杀掉我,反正从记事时起,我就被他们逼得终日在死亡线上挣扎。

一辆租来的旧巴士载着我们行驶50公里,来到印第安诺拉。那里是崇尚暴力的“白人公民委员会”的大本营。那些人持枪携狗,出现在我们的巴士周围。这是为了恐吓我们。

巡回法庭的书记员一次只允许两个人进入法院。我第一轮进去。

我不知道应该有什么样的期待。他们要走了我的姓名和工作地址,然后,节选了部分密西西比州宪法,让我朗读、抄写,并解释。我对宪法一无所知,毫无悬念地考砸了。但至少现在我知道了,投票是我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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