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宋佳彬 吴顺煌 黄迎虹
[关键词]外国直接投资；
移民力度；
韩国；
印度；
中国
[中图分类号]F7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007（2024）02-054-10
[作者简介]1.宋佳彬，女，韩国人，中山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韩印经贸关系；
（珠海 519082）2.吴顺煌，中山大学哲学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印经贸关系和中印哲学对比；
（广州 510275）3.黄迎虹，海南师范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南盟国家研究中心研究员，博士，研究方向为中印社会经济发展比较和中印关系。（海口 571158）
在东亚经济体的发展过程当中，先发国家对后发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对中韩而言，韩国对华直接投资对两国经济发展都起到了重要作用。中韩经济结构互补，中国作为一个后发国家，利用了韩国的先发经验、先进技术和充足资本推动本国经济的发展；
韩国作为一个外向型经济体，则在中国获得了廉价的劳动力、完善的基础设施、成熟的产业链配套和广大的市场空间。中韩这种发展经验成为印度学习的对象，如何吸引东亚资本以发展本国制造业成为印度对外政策的重要考量。印度人口规模与中国相当，经济增长潜力大，有成为“下一个中国”的潜质。美国针对中国发动“脱钩”或“去风险”策略[1]在某种程度上把印度推上一个新的国际舞台，使它成为了全球价值链重组的一个重要目的地。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不禁会问——韩国对华直接投资会不会出现放缓，并转而流向印度？这是一个值得认真探讨的话题，它可能会影响中韩经济的未来合作，也会对东亚经济格局的变动产生深远影响。
韩国对华直接投资早于对印直接投资，前者在规模上远超后者。不过，受地缘政治的影响，韩国对华直接投资的前景存在一定的变数。作为一个后发于中国的规模经济体，印度对韩国投资者的吸引力日益增强。韩印两国经济结构互补，政策相向而行，经济合作已取得一定的成果，进一步加强韩国对印直接投资的呼声较高。未来韩国外国直接投资（FDI）是否会由中国向印度转移，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本文将从“移民力度”视角就此问题进行探讨。选择移民力度作为视角是因为韩国移民的流动与韩国对中印两国直接投资关联密切，它成为衡量FDI发展趋势的重要变量。在中印两国的韩国移民主要由外派员工和经商者群体构成，是韩资企业的主要操盘手，相当程度上决定着韩国FDI的成效与发展。这些韩国移民并不以长期居住为目的，他们频繁横跨韩国与中印之间，被母公司外派至海外担任高管或技术骨干，承担着韩资企业的实际经营管理职权。同时，随着这个群体的扩大，他们会形成具有一定影响力的社会网络，并通过不断吸引更多韩国人的加入而进一步扩大影响力，引导FDI的发展a。因此，以移民作为一个重要变量去研究FDI是相关研究不可或缺的一环，它提供了新的观察视角，以及更加周全的应对问题的策略。
格洛兹尼克（Peter Groznik）發现，在转型国家和新兴国家当中，国际移民的流入不仅是FDI流入的先行指标，而且还是FDI流入的“格兰杰原因（Granger cause）”[2]（16），本文称这种关系为“引领”关系，即国际移民引领着FDI的流入。基于这个理论背景，本文将进一步开展韩国对中印两国移民力度的比较研究，从而对韩国FDI在两国的发展趋势作出判断。本文主要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对前人的研究文献进行回顾；
第二部分通过实证分析，以提示韩国对中印的移民引领着韩国对两国的直接投资；
第三部分展开韩国对华和对印移民力度的对比分析，揭示韩国对印移民力度相较于中国力度不足，影响到韩国FDI向印度的进一步流入；
第四部分是结论。
一、文献回顾
（一）国际移民与FDI关系研究
总体来说，国际移民对FDI活动产生了一种外部性（diaspora externality）[3]（1-2）影响，他们在FDI活动当中具有消除信息不对称的作用，且可以对FDI流动起到催化作用。当前关于国际移民和FDI的关系聚焦于贸易流（trade flows）、资本流（capital flows）和移民流（或称劳动力流）（immigration/labour flows）三者的关系。新古典贸易理论认为，贸易流、资本流和移民流三者间构成一种替代性（substitutes）关系，即在某个变量不变的情况下，另一个变量的增长会导致第三个变量的下降[4]（3）。不过有些实证研究却揭示出相反的结论，即国际移民增长对国际贸易的增长和FDI的流动都可以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5][239]，特别是技术移民对FDI流向其祖籍国会起到显著的作用。在韩国移民与FDI关系方面，伯格斯坦（C. Fred Bergsten）等人重点讨论了在全球经济时代韩国移民对祖籍国和移居国的经济影响。特别在FDI方面，某几位韩国移民企业家对韩国FDI流入做出了显著的贡献[6]（22-23）。
不过，前人的研究聚焦于具有相当历史积淀和人口规模的国际移民对祖籍国FDI流入方面产生的积极影响，关于新进移民的流入对移居国FDI流入影响研究较少。格洛兹尼克对全球21个发达国家、13个转型国家和14个新兴国家的移民流和资本流进行实证分析后发现了一个普遍规律：在转型国家和新兴国家当中，国际移民引领着FDI的流入[2]（16）。转型国家和新兴国家的国际移民以新进移民为核心，此研究给本文提供了一个理论支撑。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如下：第一，当一家公司寻求在国外投资时，通常会派遣本国公民来经营这些外资企业，这些人会在投资到位之前抵达移居国；
第二，移民作为一个信息渠道，成为企业家进行FDI活动的催化剂；
第三，对外移民和对外资本类似于劳动力和资本出口的双重稀缺（dual scarcity）现象，两者构成正相关性。[2]（23）可惜的是，格洛兹尼克讨论的是某国总移民流和总FDI流之间的关系，没有涉及对单一方向流动的研究，其采用的数据中也没有中印两国的数据。本文将对韩国对中印的移民与其对两国直接投资的关系进行个案研究，可视为对上述理论的补充。
（二）韩国对中印两国直接投资研究
在韩国对华直接投资方面，孙宇区分了1988-2018年韩国对华直接投资四个阶段和五个特点，并把中美经贸摩擦和地缘政治因素当作是韩国对华直接投资的核心影响因素。作者也注意到越南正在以其独特的优势吸引韩国FDI，呈现快速的增长趋势，与韩国对华直接投资增长平缓形成对比[7]（42-45）；
刘宇则区分了1992-2022年的三个阶段和五个特点，也注意到中韩关系和地缘政治的负面影响以及越南对韩国FDI的吸引力[8]（95-98）。值得注意的是，刘宇所采纳的FDI数据后来发生了较大的更新a，使得2021年的结论出现反转，地缘政治的影响使韩国对华直接投资非但没有下降，反而出现新的显著增长。以上研究都没有提及印度，这可能与印度吸纳韓国FDI的规模不突出有关。沙胡（Pravakar Sahoo）等人分析了1991-2007年韩国对印直接投资数据，发现韩国FDI在印度的地位并不显著，在2000年以后还出现了下降，与两国经贸互补的潜力不相称[9]（19-20）。吉尔（Anita Gill）从两国政策、总体规模和驱动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韩国对印直接投资在2000-2012财年增长了10倍，不过总体规模依然不大，只排在印度吸引FDI来源国的第13位。韩国FDI主要流向的新兴国家是中国和越南，而非印度。不过韩国FDI流出政策和印度吸纳FDI政策优势互补，印度廉价的劳动力和庞大的市场对韩国企业有较强的吸引力，如果投资障碍得以清除的话，韩国对印直接投资还是有望获得更快增长[10]（104-105）。实际上，韩印双方都有意愿去加强经贸合作，师学伟认为，经济上的共赢和战略上的共识推动着韩印关系快速发展[11]（12-13）。
前人的研究展现出如下概况：韩国对华直接投资规模远超对印投资规模，在近几年也没有出现明显下降，反而受益于芯片行业的新增投资而有所增长。但是受地缘政治影响，韩国对华直接投资也有向他国转移的风险。目前看来越南获得了较多的新增韩国FDI，但由于印度经济体量更大，韩印两国经济结构互补，双方合作起点低，合作意愿强，合作空间较大，因此未来也有突破的潜力。鉴于国际移民与FDI的正相关性，本文将在上述韩国对中印两国直接投资概况的背景下，以移民力度为视角就韩国对两国的直接投资进行比较分析，进而去回答本文所提出的问题——韩国对华直接投资会不会转移至印度。
二、韩国移民引领韩国对中印的直接投资
（一）韩国对华移民引领韩国对华直接投资
韩国是中国重要的FDI来源国，截至2018年底，韩国累计在华FDI存量为770.4亿美元，仅次于日本、新加坡、美国，排在外资来源国第4位；
中国是韩国重要的FDI目的国，1988年至2018年底，韩国流入中国FDI总额为649亿美元，这是同期韩国FDI流出总额的14.36%[7]（42）。韩国对华直接投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第一，起步阶段，从改革开放至2000年。低起点和廉价劳动力是此阶段韩国FDI进入中国的驱动因素，其总体规模不大，以中小企业为主导。第二，发展阶段，从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至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由于中国大幅度融入全球价值链，韩国对华直接投资在2007年达到顶点。投资的技术含量上升，大企业的投资规模超过中小企业。第三，成熟阶段，从2009年至今。中国于2010年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人均GDP于2022年超过世界平均水平，中国市场变得成熟，韩国FDI转向庞大的中国消费市场。投资走向稳定，并伴随着地缘政治因素而出现波动。
韩国对华移民与韩国对华直接投资密切相关。首先，韩国对华移民规模庞大。中韩经贸启动以来，大量韩国人前往中国寻找经济机会，他们被外派到中国工作或寻找经商机会。根据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在华居住两年以上外籍人士中，韩国人排在第1位，达到12万人[12]；
2020年第七次人口普查显示，在华居住韩国人下降至6万人左右，但仍然排在第3位[13]。根据韩国外交部（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MoFA）的统计，2009-2021年逗留或居住在中国的韩国人在25万-40万之间[14]，中国是韩国人前三大移居目的国①。其次，韩国对华移民的形成和分布与FDI的形成和分布密切相关。一方面，如图1所示，在韩国对华直接投资的发展阶段，韩国人对华移民获得同步的高速增长，在成熟阶段则出现了缓慢下滑。另一方面，随着韩国对华直接投资在不同阶段表现出不同特征，韩国对华移民也出现了不同类型的聚集和分布。在起步阶段，韩国FDI主要集中在山东省、北京市和辽宁省、天津市、江苏省和上海市等距离韩国较近的区域，并以中小企业为主导[8]（96）。这个时期在华韩国移民只有几千人的规模（见图1），增长缓慢，分布分散，只在北京出现小型的韩国人聚集区。[15]（41）在发展阶段，FDI出现从北向南移动的趋势。中型企业投资带动了区域聚集现象[8]（98）。在这期间，韩国对华移民形成了“居住—经济”聚居区，如青岛市及周边乡镇的“韩味”产业集群，北京的“韩国城”[15]（41），广州的“韩国村”[16]（53）。在FDI的稳定阶段，韩国对华移民再次趋向分散，并在2008年（次贷危机）、2016年（“萨德”事件）和2020年（新冠疫情）出现三次明显退潮（如图1）。此阶段的FDI重心进一步转移到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并向中国内陆扩散。但受到地缘政治影响，FDI在某些年份出现对外转移迹象[8]（97）。
韩国对华移民与韩国对华直接投资的正相关性实际是全球移民流动和资本流动的一个普遍化现象。如前文所述，在转型国家和新兴国家中，国际移民引领着FDI的流入。首先，如图1所示，在发展阶段，韩国对华移民的增长明显前置于FDI的增长。在起步阶段，韩国对华移民在后期才出现对FDI明显的引领作用，这可能是前期投资规模较小的缘故，还没呈现强因果性。其次，在成熟阶段，前半部分时期韩国对华移民和FDI处于相同的平稳趋势，但在2017年后两者出现明显的背离，韩国对华移民缓慢下降，但FDI却再次显著增长。这与突如其来的芯片行业投资有关，假如去除这个特殊因素，韩国对华移民引领着FDI流入的现象依然明显。
（二）韩国对印移民引领韩国对印直接投资
韩国对印直接投资的规模远不及其对华投资规模，其5年累积流量在2021年达到了最高级别——25亿美元（见图2），而韩国对华直接投资5年累积流量自2007年以来一直高于150亿美元，在2021年甚至突破了600亿美元（见图1）。出现这种差距的首要原因是印度发展相对中国的滞后性，但从另一方面来讲，正是这种差距给韩国FDI进入印度保留了较大的想象空间。
韩国对印直接投资经历了1991-2008年的起步阶段和2009-2021年的发展阶段①[17]。1991年印度开启经济改革，1993年韩国由文人选举政府制定外向型经济战略，两国拉开经济合作序幕。1996年初，韩印签署《双边投资保护促进协定》（Bilateral Investment Promotion/Protection Agreement， BIPA），掀起韓国企业进入印度的小热潮。大宇集团、现代汽车、LG电子和三星电子等韩国大企业都于此时进入印度市场。[18]（68）这个时期的韩国企业在印度的本土化做得有声有色，并形成了一定程度的产业集群。[19]（411）
2009年两国签署《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Agreement， CEPA）[20]，双边经贸合作迈入新台阶，并标志着韩国对印直接投资进入发展阶段。韩印贸易总量在这段时间突破200亿美元关口，并宣称到2030年要提高到500亿美元的水平。[21]然而，这种突破是以印度对韩国的贸易逆差扩大为代价的。2006年，韩国对印贸易顺差猛增至25亿美元，占韩国当年全部贸易顺差的10.8%，占对印出口额的56.8%。[18]（169-170）受到他国进口产品的竞争，也为了平衡贸易逆差，韩国开始加大对印度的直接投资，如图2所示，2007年之后韩国对印直接投资开始进入新一轮的快速增长。
虽然韩国对印直接投资在快速发展，但因其规模较小，也决定了韩国对印移民的规模相对有限。如表1所示，当在华韩国人超过10万人规模时，在印韩国人依然停留在有限的1000多人。不过正是由于数量少，反而呈现出在印韩国移民与韩国FDI之间更加紧密的关系。首先，韩国对印移民的形成和分布情况与韩国FDI的形成与分布密切相关。如图2所示，一方面，韩国对印度直接投资在持续增长的同时，也出现了韩国对印度移民的持续增长。印度的韩国移民自1996年开始显著增加，这与起步阶段的投资小热潮相呼应。当韩国企业在印度取得一定积累后，新投资在2007年再次井喷。相应地，在印韩国移民人数从1000多人的规模增加到7000多人，并持续稳步增长，最终稳定在10000人左右；
另一方面，韩国对印移民的分布与韩国FDI形成的产业集群重叠。如表2所示，由大企业主导的韩国FDI主要集聚于印度首都地区（National Capital Region， NCR）、金奈（Chennai）、班加罗尔（Bangalore）、孟买（Mumbai）和浦那（Pune）等经济带，占到韩资企业总数的98％。在这些集群区域，韩国移民人数占全印韩国移民数的90％。其次，在印韩国移民主要由外派员工和经商者群体构成。在印韩国移民主要由一般滞留者①构成，他们持有医疗签证、研究签证、就业签证、传教士签证、项目签证和停留超过180天的商务签证②[22]。在这些签证类型中，医疗签证和研究签证的比例很小[23]；
韩国传教士获得签证面临困难，并且面临被驱逐的风险[24]（41-47），所以比例也很小。因此，大多数韩国移民持有就业签证、项目签证和商务签证，他们被印度旅游部（Ministry of Tourism， MoT）归入到商务和专业访客类别，是绝大多数群体[23]，他们就是外派员工和经商者群体。
韩国对印移民与韩国FDI密切相关也验证了国际移民引领着FDI流入这个规律。如图2所示，自1997年以来，韩国对印移民增长一直和韩国FDI增长保持同一趋势，两者形成正相关关系；
虽然1997-2003年并没有出现移民增长引领FDI流入的趋势，但2004年之后则明显看到这种引领关系。前期阶段的移民人数和投资金额都相当有限，可能无法形成普遍性，但当印度规模和投资规模达到一定数量之后，这种引领关系则比较明显。
三、移民力度不足阻碍韩国对印直接投资的发展
（一）韩国对印度的移民力度不足
虽然从绝对规模来看，韩国对印直接投资远不及其对华投资，但是在当下地缘政治格局剧烈变动的情境下，印度有利的地缘政治环境及其市场潜力吸引着韩国企业家的眼球。印度会不会成为韩国FDI下一个热门流入地，甚至使韩国FDI从中国向印度转移，是一个值得关注的话题。在韩国移民引领着韩国对中印两国直接投资的背景下，本文将以移民力度为视角对此问题进行探讨。移民力度指的是在单位FDI下，韩国人移民中印两国的程度如何。它是一个与FDI相关的概念，同时也是一个相对概念，具体而言，移民力度（Diaspora Power against FDI， DP）指的是某投资来源国o在投资目的国a的移民数量x和其某时间段t在a国累计直接投资金额y的比值，即：
为了进行横向对比，本文进一步构建一个移民力度指数，定义如下：
移民力度指数（Diaspora Power against FDI Index， DPI）指的是以投资来源国o对投资目的国r的DPor为参照，计算出投资来源国o对其他投资目的国a的DPoa值与DPor值的比值，即：
DPI作为一项指标，用来衡量o国对a国相对于r国在单位FDI下移民力度的强弱。如果DPIoa值大于1，则表示o国对投资目的国a的移民力度与参照目的国r相比较强，等于1则相等，小于1则较弱。
接下来借助“公式二”，以中国（c）作为韩国（k）FDI的参照目的国与另一个目的国印度（i）进行对比。另外，由于越南是中印两国吸引韩国FDI的有力竞争者，因此也增加目的国越南（v）进行对比，以呈现出三国移民力度的区别。最终计算的DPI对比结果见表3：
由表3可见，第一，DPIkit在不同时间段（t1、t2和t3）的数值都小于0.40。这说明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韩国对印度的移民力度都不足中国的一半。同时，由于DPIkit自t1、t2至t3数值从0.40依次递减至0.30，这表示韩国对印度的移民力度不但比中国弱，还呈现出进一步变弱的趋势。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移民力度变弱的现象是在近期印度作为全球价值链重组的热门目的地这种呼声的背景下产生的。除此之外，中国的DPI实际上还要进一步向上调整。因为庞大的中国朝鲜族为韩资企业提供劳动力补充，使得韩国企业可以减少外派员工的数量[25]（3333-3332）；
同时，韩国企业在华经营投资日趋成熟并转向高科技行业，对外派员工的依赖进一步减少。第二，DPIkvt在t1和t2这两个时间段的值都超过了1，这说明韩国对越南移民力度比中国大。值得注意的是，DPIkvt在t3却出现较大的下降（0.79），这表明韩国对越南的移民力度同中国比由强转弱。出现这个现象是因为2021年韩国对越直接投资出现了显著的下降，而对华直接投资却异常增长。第三，韩国对印度的移民力度无论在何时都比不上越南，但也呈现出追赶趋势，在t1时间段印度是越南的29%，t2时间段是33%，t3时间段则是40%。总体而言，在相同单位FDI下，韩国人移民印度的力度不足，落后于韩国对中国和对越南的移民。同时，在最近的5年里，韩国对中国的移民力度相较于印度和越南还在增大，印度虽然较中国在减弱，但却有追赶越南的趋势。
（二）韩国对印度的移民力度不足及其影响
是何原因导致韩国对印度的移民力度不足？从移民方面来看，第一个原因是韩国的印度移民群体构成太过单一，没有带动其他移民群体进入印度，导致单位FDI下移民人数较少。在印韩国人主要聚集于韩国大企业所投资的产业集群地带，与韩国大企业联动密切，构成较为单一。这些外派员工被称为“韩干”，只在印度金奈地区形成了小规模聚集，带动了少量的“韩商”和“韩太”形成社区[26]。而在华韩国人由于数量庞大并且在华扎根较深，在中国的北京、上海、青岛和广州等城市都形成密度较高的聚集，韩国人在华的群体构成更加多元化，如北京已形成了自成系统的族裔经济形态[27]（662）。为什么印度相较于中国的韩国移民群体要较为单一呢？这个问题指向另一个原因——韩国移民对印度的社会生活和经商生活呈现出较难的适应性。据调查，韩国移民在印度的经商生活遭遇较大困难，他们既要面对印度落后的基础设施，又要面对秩序失范的制度环境和各种文化冲突导致的管理难题，这导致他们需要将大量的精力投入到印度的本土化经营管理中。同样，在社会生活的物质层面，韩国移民要面对外部环境和人际环境的种种不适[28]（73-93）。
从FDI方面来看，有一个因素值得关注——韩国对印直接投资主要由大企业主导，中小企业相对缺失。1980年到2018年上半年，韩国大企业在印度申报投资金额达到63亿美元，而中小企业仅有820万美元，只相当于大企业投资金额的13％。此外，韩国中小企业大多具有依赖性，它们跟随大企业进入印度市场，为韩国大企业提供服务或供应产品。中国的韩国中小企业生态则比较完整，2005年的中国就有5000多家韩国中小企业，而2015年的印度还不到300家[29]（148-149）。发达的中小企业网络可形成完整的产业生态，促进FDI的可持续发展。同时，由于中小企业投资额和资本密集度较低，可带来更多的韩国移民，可见印度在这方面是缺失的。
FDI活动具有信息高度不对称的特点，韩国移民在消除信息不对称方面起到关键的作用。当韩国企业寻求在印度投资时，它们通常会派遣本国公民到印度进行市场调查或小规模经营，在得到完整的可行性评估后才会进行较大规模的投资。因此，先行的韩国移民充当着信息渠道的作用，成为韩国对印直接投资的催化剂。另外，韩国移民作为专业的管理人员或技术骨干是韩国企业向印度输入的核心劳动力资源，他们和韩国FDI一同形成相互绑定的资源向印度出口，促成韩国企业在印投资落地。因此，韩国移民引领着韩国FDI的流入，如果韩国对印移民增长放缓或下降，也可能意味着韩国FDI未来会出现放缓或下降。如图2所示，2013年起韩国对印移民增长放缓，虽然韩国FDI在2013年后的增长快于韩国对印移民增长，但这可能是由于前期移民增长的效果，如果韩国移民在未来的增长受到阻碍，则可能会对未来韩国FDI的进一步增长构成挑战。
要从根源上解决韩国对印移民力度不足问题，将面临较大的挑战。首先，印度的社会生活和经商生活对韩国移民构成阻力，这些阻力蕴含着深层次的文化因素，在可预见的未来想要得到快速改善难度较大。假如没有政策层面和民间力量的大力推动，或者没有足够大的经济利益所驱动，韩国人可能不愿去挑战印度移民生活的较难适应性。韩国企业当下在印度经商也遭遇不小挑战，根据世界银行（World Bank）的报告，2009年印度营商容易度在全球排在第122位，落后于中国的第83位[30]（6）。虽然印度的排名自莫迪2014年上台后出现较为明显的改善，至2019年已经上升到第62位，但依然远远落后于第32位的中国[31]（5）。营商环境堪忧是韩国投资者不敢大举进军印度的一个重要原因[32]（11），它恰好与韩国移民在印度遭遇的经商生活和社会生活困境相呼应，这种情况投射到外派员工和经商者群体身上，最终形成对企业投资绩效的负面影响[33]（92-94），这既不利于韩国FDI的进一步流入，也无法吸引更多的韩国人前往印度寻找经济机会。其次，由于目前韩国对印直接投资主要以大企业为主，如果印度无法大幅度改善营商环境以吸引更多的韩国中小企业进入印度市场，那么韩国对印移民将难以突破单一化的群体结构，无法扩大网络效应和规模。然而，營商环境的进一步改善涉及深层次的文化制约和政治经济体制改革，难以一蹴而就。
四、结论
本文通过实证研究发现，韩国移民引领着韩国对中印两国FDI的流入。不过从移民力度对比的视角来看，韩国对印移民力度相较于中国是不足的，并且在最近5年里还在进一步减弱。鉴于韩国移民主要由外派员工和经商者群体构成，他们对韩国FDI起着引领作用，所以移民力度不足将对韩国对印直接投资的进一步发展构成阻碍。虽然韩印两国经济结构互补，合作上取得战略共识，这为韩国对印直接投资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但由于移民力度的改善受到文化和制度上的制约，要在短期内取得较大改善难度较大。因此，在可预见的未来，韩国对华直接投资可能难以形成向印度的大规模转移。
不过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即韩国对华移民与韩国FDI的正相关性在2017-2021年出现了明显的背离——韩国对华移民出现缓慢下降，但韩国对华直接投资却出现显著增长。因为近期的投资是以资本密集型的芯片行业为主导，并不需要大量韩国人被外派到中国。然而，移民引领FDI存在着一种双向引领作用，移民流出可能预示着未来韩国对华直接投资会出现下降。由于印度在吸引韩国直接投资方面起点较低，假如韩印两国进一步合力、克服挑战，印度未来获得韩国FDI的进一步流入还是相对容易的。从DPI对比分析来看，印度在吸引韩国FDI方面正在追赶越南。如果中韩两国有意巩固彼此的经济合作成果，以防止韩国FDI从中国外流，那么韩国对华移民的缓慢下降则是一个值得重视的现象。中韩两国可以针对韩国移民流失作详细调查研究，找出具体原因并制定具体对策。中国可以考虑进一步提高移民便利性，也可以与韩国共建平台，激励和促进高层次韩国人才移居中国，以推动韩国对华直接投资的进一步发展。
[责任编辑 朴莲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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