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咏滟, 王思璇
(复旦大学 外国语言文学学院,上海 200433)
当前语言政策民族志研究呈现出研究视角多样化的特点,涉及多语教育(7)Weinberg, M. Scale-making, power and agency in arbitrating school-level language planning decisions[J]. Current Issues in Language Planning,2021,(22).、移民社区祖承语保留(8)Kvietok, F. Migrant bilingual youth, family, and school language policy: ethnographic insights for urban Quechua education[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 Sociology of Language,2023,(280).等方面话题。这些研究阐释了语言政策与规划在欧洲(9)Kraft, K. Language policies and linguistic competence: new speakers in the Norwegian construction industry[J]. Language Policy,2019,(18).、美洲(10)Gallo, S., Hornberger, N. Immigration policy as family language policy: Mexican immigrant children and families in search of biliteracy[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ilingualism,2017,(3).、非洲(11)Pearson, P. Policy without a plan: English as a medium of instruction in Rwanda[J]. Current Issues in Language Planning,2014,(15).等不同文化情境中的制定、协调和实施过程,帮助厘清语言政策与规划对不同社会主体的影响,揭示语言政策与规划的复杂性和多样性。这些研究也为包括语言保留与转用、语言身份认同、语言市场与资本在内的理论构建提供了丰富的实证资料。与此同时,学者也在田野调查过程中不断反思以探寻适合全球南方(Global South)特点的研究方法,以在地化的方式更全面地揭示语言政策与规划的特性。(12)Holmes, P., Reynolds, J.,Ganassin, S. The Politics of Researching Multilingually[C]. Bristol: Multilingual Matters,2022:1～30.
尽管国内已经开始结合语言政策民族志范式开展相关实证研究,但就其内涵的讨论尚不充分,基于该前沿范式的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成果也尚未在国际社会进行充分展示。为了构建基于我国国情的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学术体系并为国际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提出中国视角与中国方案,我们有必要深化对此研究范式的理解,并基于该范式向国际社会分享我国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的最新成果。鉴于此,本文详细阐释语言政策民族志的内涵和意义,并结合当前国际上研究方法本土化的经验和我国的语言国情对语言政策民族志的本土化提出建议,助力探索适合我国国情又符合国际学界前沿的语言规划研究范式及方法,提升我国在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中的学术话语权。
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自产生以来经历了一系列研究焦点和范式上的转变。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受实证主义的影响,聚焦国家或地区层面的语言问题,致力于语言的本体和地位规划。到了20世纪七八十年代,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开始强调从批判主义视角审视语言政策。批判主义的学者认为,早期的实证主义范式忽视了社会结构的复杂性,语言政策与规划问题应该放在相应的情境中,关注与语言相关的社会公平问题。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全球化和移民潮带来了更为复杂的语言规划问题。大批学者开始意识到批判性方法没有考虑到语言规划过程中不同社会主体的角色,尤其低估了微观个体的能动性。鉴于此,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从后现代主义视角关注个体层面的语言政策与规划实践和身份认同等问题。(13)Ricento, T. Historical and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in language policy and planning[J]. Journal of Sociolinguistics,2000,(2).在后现代研究范式的影响下,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逐步转向关注个体能动性的作用以及宏观社会结构和微观主体能动性之间的辩证关系。在此基础上,Ricento和Hornberger(14)Ricento, T. K., Hornberger. N. H. Unpeeling the Onion: Language Planning and Policy and the ELT Professional[J]. TESOL Quarterly, 1996,(3).提出了著名的“洋葱”理论来比喻语言政策与规划的多层级性。他们认为,语言规划中的各层级都有自己的语言政策、主导话语以及参与这些政策话语的社会主体。
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经历的范式转移体现了一种认识论的转变,即从将语言规划视为无形文本转变到将其视为一种情景化社会文化过程。(15)McCarty, T. L., Collins, J., Hopson, R. K. Dell Hymes and the New Language Policy Studies: Update from an underdeveloped country[J]. Anthropology and Education Quarterly,2012,(4).这种认识论转变也带来了研究焦点的转变。从早期注重自上而下语言规范和行为实践的“语言规划”,到增加了主体参与过程,使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两种路径相结合的“语言管理”,再到鼓励多元主体参与互动式管理的“语言治理”。(16)戴曼纯.语言政策与规划理论构建:超越规划和管理的语言治理[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2).语言政策与规划的研究方法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大规模的人口普查、问卷调查等宏观研究,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批评话语分析,逐步转移到以个案实证研究为基础的质性研究。(17)张天伟.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路径与方法[J].外语电化教学,2016,(2).
随着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的质性转向,民族志(ethnography)愈发受学者关注。民族志源于人类学,秉持“人类生活是通过人们对自己生活的理解而构建的”这一本体论和认识论立场,要求学者摒弃先验假设,长时间融入当地生活,了解参与者的经历和想法,从主位视角描绘和理解社会事件和社区群像(18)余华.民族志在语言政策研究中的应用:理论与方法[J].天津外国语大学学报,2021,(2).。人类学学者使用民族志方法时常将语言实践视为理解文化的工具,而社会语言学学者使用民族志时则将语言看作是一种社会活动,对语言实践的宏观和微观语境进行多维度分析,以更好地阐释当事人对特定社会文化中语言进程的理解。(19)McCarty, T. L. Introducing Ethnography and Language Policy[A]. T. L. McCarty. Ethnography and Language Policy[C]. New York: Routledge,2011:1～28.随着民族志在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中的广泛应用,语言政策制定和实际实施之间的差距愈发明显,即当地的语言实践和意识形态可能与预期的语言政策相矛盾。鉴于此,Hornberger和Johnson(20)Hornberger, N. H., Johnson. D. C. Slicing the Onion Ethnographically: Layers and Spaces in Multilingual Language Education Policy and Practice[J]. TESOL Quarterly,2007,(3).针对语言政策与规划的研究特性,对民族志的内涵进行了延展与创新,提出了语言政策民族志,以更好地捕捉语言政策与规划中的各个环节。
(一)语言政策民族志的内涵
语言政策民族志是一种用以分析政策制定(creation)、阐释(interpretation)(有意图地解释)和援用(appropriation)(有选择地使用)等多层级语言规划进程(language planning process)的研究范式。(21)Hornberger, N. H., Johnson. D. C. Slicing the Onion Ethnographically: Layers and Spaces in Multilingual Language Education Policy and Practice[J]. TESOL Quarterly,2007,(3).语言政策民族志不仅仅是将民族志作为数据收集的方法融到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中,而是一种理论框架,具有自己的本体论和认识论立场。语言政策民族志将语言视为社会实践,语言使用者视为社会主体(social actor)。(22)Heller, M. Bilingualism as Ideology and Practice[A]. Bilingualism: A Social Approach[C].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2007:1～22.它认为语言政策的解释和实施不是一个服从权威指令的线性过程,而是一个嵌在复杂社会政治经济背景中,包括了个人、地方、区域、国家、超国家多层次参与和互动的社会文化过程。(23)McCarty, T. L. Introducing Ethnography and Language Policy[A]. Ethnography and Language Policy[C]. New York: Routledge,2011:1～28.简言之,语言政策民族志视角下的语言政策与规划是一个多层级主体(agent)在特定语境下(context)的互动过程(process)。(24)Johnson, D．C．Language Policy[M]．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2013:43～47.官方政策文件仅是这个过程的一部分,除此之外,还涉及语言政策的社会情境和不同社会主体的参与等。这些部分相互交织作用,形成了一个动态的交叉平面。一方面,宏观的语言政策和制度逐步渗透到日常语言生活中,影响个体的语言社会化过程;另一方面,个体和群体的语言惯习(linguistic habitus)一定程度上也会对语言政策的实施甚至制定产生影响。受不同的社会历史文化因素影响,语言政策与规划的交织和互动过程各不相同,具有多样性、动态性和复杂性。
对此,语言政策民族志要求研究者密切关注宏观、中观和微观层面的语言政策与规划过程以及这些过程规范化中所涉及的权利关系。换言之,在关注官方政策、法律法规的同时,需要审视隐性的政策过程,包括政策话语、构建政策话语的方式和语言意识形态等。研究者需要意识到语言政策与规划过程的社会经济政治嵌入性质,密切关注当地现实,将语言政策与规划置于更大的社会文化背景中,厘清语言政策实施过程中所涉及的物质和象征性资源。同时,研究者需要着眼于社会主体,精细化阐明社会主体的具体语言实践及其参与语言政策与规划的细微差别,包括其如何创造性地解释、实施或者抵抗有关语言政策,从而探索这些实践如何反过来重构社会意义和社会类别。(25)Heller, M. Bilingualism as Ideology and Practice[A]. Heller M. Bilingualism: A Social Approach[C].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2007.通过这种方式揭示宏观结构和个体语言使用者能动性的张力(tension),并弥合宏观和微观社会生活的差距。
(二)语言政策民族志的研究方法
相应的,在研究方法上语言政策民族志要求研究者跟踪情境实践,聆听不同社会主体的声音,从客位和主位视角近距离、长时间观察社会主体在语言政策与规划过程中具体的语言实践和能动性。(26)Hornberger, N., Tapia, A., Hanks, D., etc. Ethnography of language planning and policy[J]. Language Teaching,2018, (2).Johnson(27)Johnson,D． C． Language Policy[M]．Basingstoke,UK: Palgrave Macmillan,2013:149～151.给出了5个数据收集的范畴:(1)包括政策制定者和实施者在内的各个政策主体;(2)政策文本中体现的政策意图;(3)政策的制定、阐释和援用;(4)政策话语;(5)政策所处的动态社会环境和历史语境。这意味着除了常用的政策文献搜集、社会语言学调查问卷、访谈等方法,研究者需要深入社区、学校甚至家庭,参与并体验其日常的语言生活,对研究主体的群像和个体展开充分描摹。同时,研究者需要保持开放性和敏感度,尽可能捕捉研究主体参与语言生活的各种细节,收集日记、社交媒体动态等多模态数据,充分挖掘参与者的主观态度和心理情感等,深层次揭示语言政策与规划运行的内部机理。
当堆料装置进料装置开始装载物料时，尾部放置到地面指定的散装车卸料点，进料装置开始进料，物料开始进入皮带机系统。
语言政策民族志为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提供了独特的视角,尤其是为探索语言政策与规划过程提供了一种强有力的手段。首先,语言政策民族志帮助研究者较全面和深入地分析语言现象。语言政策民族志既关注政策文本和政策话语,又关注政策参与者,兼顾政策参与者和广泛社会文化过程之间的密切联系。这种整体性阐述为了解当地的语言规划提供了雄厚的实证基础。其次,通过追踪社会主体如何解释、执行、重构或抵制语言政策,语言政策民族志克服了先前只关注宏观语言政策的局限性,可以为语言政策进程提供更准确的信息和启示。(28)Hornberger, N. H., Johnson. D. C. The Ethnography of Language Policy[A]. McCarty. T. L. Ethnography and Language Policy[C]. New York: Routledge,2011:273～289.再者,语言政策民族志关注隐性的动机和意识形态,为语言政策中的意识形态研究提供了可能,并由此引发了学科对边缘化群体语言使用背后的社会经济结构的关注,(29)Johnson, D. C., Ricento. T. Conceptual and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in language policy and planning: Situating the ethnography of language policy[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ology of Language,2013, (2).从而推动社会公平相关研究的开展(30)Hornberger, N. H. Nichols to NCLB: Local and global perspectives on US language education policy[A]. O. Garcia, T. Skutnabb-Kangas, Torres-Guzman. M. E. Imagining Multilingual Schools[C]. Bristol: Multilingual Matters,2006:223～237.。最后,语言政策民族志聚焦语言政策与规划活动中各个层面的关联,有助于扩展当前对于语言政策与规划属性的认识,拓宽语言政策与规划的研究视域。
语言政策民族志在国际上已经得到了充分的认可和应用,涉及不同的研究情境、研究对象和研究目标。下面将展示该范式在3个研究中的应用,并探讨其在具体研究中的作用。这3个研究均为当前运用了语言政策民族志的较新成果,且对语言政策民族志在研究中的作用进行了阐述。这3个案例覆盖家庭、学校和工作等场域,涉及了国家通用语、移民者祖裔语、双语教育等,对我国不同情境的研究都有一定的借鉴价值。需要指出的是,尽管中国学者已有较多优质的以民族志为路径的社会语言学研究,(31)董洁.民族志研究视角下的语言身份认同:两例北京农民工子女个案[J].语言学研究,2014,(1);董洁.全球化语境下北京“海归”的语言社会身份——民族志个案研究报告[J].语言学研究,2016,(1);Li, J., Zheng, Y. Enacting multilingual entrepreneurship: an ethnography of Myanmar university students learning Chinese as an international language[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ultilingualism,2023,(3).但是严格意义上的语言政策民族志研究为数不多。因此,除一个国内案例外,另外两个案例为国外的研究,希望“他山之石”能激发国内学者的研究灵感。
(一)中国“诵读经典”的实施
Yu和Johnson(32)Yu, H., Johnson, D. Language policy and governmentality: Chanting the Chinese Classics[J]. Current Issues in Language Planning,2023,(3).聚焦于我国“诵读中国经典”的政策活动,以志愿者教师和学生家长的双重身份对杭州的一所社区诵读经典学校进行参与式观察,通过参加教师会议、家长会、家访等方式收集到多元数据。研究详细阐释了政府如何通过电视转播、举办吟诵比赛等形式大力推广这一政策。同时,学校和家长也“援用”(appropriate)这些政策活动,通过各种方式鼓励学生诵读中国古典文学。这些策略成功激发了孩子学习和背诵中国经典的兴趣,进一步增强了少年儿童的文化自信。研究者得出结论,我国这种自上而下融会贯通的语言政策治理策略是一种儒家哲学的体现。
在该研究中,语言政策民族志方法通过凸显语言政策的主体、情境和过程,揭示了官方语言政策的实施方式和效果。通过该方法,研究者得以对从国家政策到中观学校实践再到微观家长决策的多层级语言政策“洋葱”进行切片,揭示教育组织关键主体以及他们在语言政策与规划过程中的行为和作用。
(二)挪威建筑业的多语制
Kraft(33)Kraft, K. Language policies and linguistic competence: new speakers in the Norwegian construction industry[J]. Language Policy,2019, (18).聚焦挪威建筑业的语言使用,探讨外籍工人如何在工作场所获得新说话者的地位(status as new speakers in workplace)。基于语言政策民族志,研究者着眼包括立法、业界和工作场地在内的多个场域的语言管理措施。除了对建筑行业相关政策的文本分析外,研究者在2014～2015年间对挪威的3个建筑工地进行了为期一年多的观察,记录了工地工友的对话,并对工人、工地负责人等进行了访谈以了解其语言态度及语言使用等。研究发现建筑行业的语言管理强调国家语言挪威语的多种价值,为外籍工人的职业生涯带来了挑战。“外籍工人”身份总是被与“缺乏沟通能力”捆绑在一起,且被认为是“造成事故”的主要原因。说斯堪的纳维亚语的人被视作最具有语言能力的人,而“外国人”或“移民工人”则被看作实际沟通的阻碍。研究者表示,语言政策无形中成了工种和职位分配的影响因素,不同语言能力的工人在一定程度上享受着不同的待遇或特权。
在语言政策民族志的指导下,研究者将语言政策作为一个过程而非固定的结果进行探究,由此得以关注影响这一过程的各种社会背景因素,从而厘清了社会主体在解读和执行不同层级语言政策中的作用,揭示了除去个人语言能力之外的社会经济结构因素。
(三)美国墨西哥移民家庭的语言规划
Gallo和Hornberger(34)Gallo, S., Hornberger, N. Immigration policy as family language policy: Mexican immigrant children and families in search of biliteracy[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ilingualism,2017,(3).聚焦父母被驱逐出美国的墨西哥裔小学生群体,了解他们如何在父母被驱逐回原籍的情况下参与和改变家庭语言政策,以及美国和墨西哥的单语教育意识形态是如何影响其家庭语言政策和移民决策的。研究者对7位参与者在家庭和学校的语言实践进行了长达3年的追踪,研究方法包括对孩子和父母的访谈、家庭活动录像收集和参与式观察、学校课堂观察以及学校老师访谈等。研究发现,学校教育和归属空间的复杂互动是跨国家庭决定分离或团聚的首要因素。当前美国的学校教育并未将移民儿童的双语能力视为一种资源,这种单语意识形态限制了移民儿童的升学机会。研究者认为学校应该认识到跨国家庭学生的优势和其面临的困境,打开有利于多语言实践和身份的语言政策实施和意识形态空间(implementational and ideological spaces),以更好地保证其利益。
研究者充分认可语言政策民族志的理论和方法论意义。他们指出,语言政策民族志提供了全面的分析框架,详尽描述学生如何参与家庭和学校的语言政策与规划活动,揭示了语言政策与规划的隐蔽动机、内在意识形态。此外,语言政策民族志使其不再拘泥于个体家庭本身,而是将家庭语言政策与规划和学校语言政策与规划以及更为宏观的国家移民政策相关联,看到家庭的语言政策与规划是如何被其他层级的语言政策与规划和意识形态影响的。
我国的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蓬勃发展,形成了自己的研究特色和范式,(35)陈练文,李信.基于文献计量的语言政策与规划学科溯源与热点研究[J].语言文字应用,2021,(2).但也存在着对微观领域关注不足、缺乏实证研究等问题。为形成完善的研究体系,国外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的经验可作为他山之石。(36)高雪松,康铭浩.国外语言政策研究的问题和路径[J].语言文字应用,2021,(1).语言政策民族志带来的认识论和方法论视角对于我国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的发展有一定的意义,可将其吸收进我国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范式中。但需要注意的是,语言政策民族志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仍然根植于“西方”学术体系,绝不可不加鉴别地用在中国本土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中。“西方”一词被学者们指从欧洲和北美世界观中提取的一套知识体系和世界观。由于全球南北经济和政治权利的差异,西方知识体系被不断传播、内化和巩固。(37)Smith, L.T. Decolonizing Methodologies: Research and Indigenous Peoples (2nd ed) [M]. New Zealand: University of Otago Press, 2012:58～72.这导致了西方知识体系和思维方式的中心化。学界不得不以西方认识论和研究范式为标准,定义什么是科学的知识和研究方法,为了符合这些标准,非西方语境下的研究也不得不遵循既定的研究范式,即使这套范式未必适合于该情境(38)Held, M. B. E. Decolonizing research paradigms in the context of settler colonialism: An unsettling, mutual, and collaborative effort[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Qualitative Methods,2019.。由此,其余群体,尤其是少数群体的知识体系被逐渐边缘化甚至彻底被排除在外。这导致了一种认知不公(epistemic injustice),同时也导致学界忽略了探究适合于非西方背景的语言规划理论。这在我国的语言规划政策研究中也是不可忽视的问题。
我国的社会语言环境具有独特性,不仅涉及国家通用语的推广和普及,还包括各地区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的传承和保护以及国际通用语的教育等问题。这种复杂且独特的多语多言环境要求我们构建适用于中国社会的语言规划理论框架(39)赵蓉晖.反思语言政策与语言规划研究中的五个意识[R].第八届中国语言政策于语言规划学术讨论会,2022.。理论的本土化前提是方法论的本土化。因此,我们要根据中国的语情对语言政策民族志这一主流的研究范式进行本土化,探求真正适合于中国特色的语言政策民族志。下面将对语言政策民族志的本土化提出3点建议。
(一)培养本土文化意识,将研究置于地方历史文化中进行阐释
语言政策民族志的本土化需要研究者树立知识体系多元化的意识,理解知识构建方式存在的差异,摒弃既往形成的固定观念和由西方系统主导的学术模式,(40)Mignolo W. D., Walsh C. E. On decoloniality: Concepts, analytics, praxis[M]. Duke University Press,2018:194～210.充分意识到本土知识的独特价值,以开放的态度对待不同的知识。在2022年出版的《The Politics of Researching Multilingually》一书中,众多学者分享了在多元文化环境中开展研究遇到的困境,并探讨了他们如何根据当地语言文化的复杂性重新设计研究以更好地处理传统西方研究范式和具体研究实践中的冲突。例如,Backhaus(41)Backhaus, B. Interpreting Cognitive Justice: A Framework for Interpreters as Co-researchers in Postcolonial Multilingual Research[A]. Holmes, P., Reynolds, J., Ganassin, S.The Politics of Researching Multilingually[C]. Bristol: Multilingual Matters,2022:229～246.把协助其收集数据的印度农村当地口译员视为共同研究者,他指出口译员不单单是在完成口译工作,在日常交流中还提供了对当地文化的详细阐述和独特见解,这些观点和知识帮助研究者解释了当地语言与知识系统、文化、历史之间的内在关联。如果从纯粹西方理论和方法体系出发,口译员仅仅担任传递信息的职责,并未对知识创造做出实质性贡献。但是从Backhaus的案例中可以发现,一旦深入到多语多文化的田野中,口译员的职责则超越了译员本身,而成了知识生产不可或缺的环节。书中其余案例也都充分阐释了对本土语言和知识保持敏感的必要性。第二作者在我国西双版纳布朗山乡对布朗族语言使用进行田野调查时,访谈问题设计一开始均按照西方体系规范(如避免直接问题、引导性问题等),但深入田野之后发现如若拘泥于西方体系规范则很难与当地村民进行互动,更不用说建立信任关系。作者挣脱规范束缚,效仿当地村民日常交流的方式,在聊天中开展访谈却得到意想不到的效果,最终完成了民族志研究。
因此,在探究适合我国的语言政策民族志方法时,应充分了解研究所处的社会历史背景,对地方文化和历史保持敏感,聆听不同研究主体的声音,将研究置于相应的语境中进行阐释和理解,以此更好地产生具有批判性和解释性观点。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涉及我国语言问题的各个方面,对制定国家语言文字方针政策等意义重大,是我国语言国情研究不可或缺的部分,需要符合我国特色的语言国情研究体系。(42)戴庆厦,袁梦.新时代语言国情研究的四大热点[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6).具体来说,我国语言资源丰富,国家通用语、地方方言、少数民族语言百花齐放,这要求研究者在实地调研时充分了解当地的语言生态,摸清不同群体的语言使用习惯、语言风格、语言禁忌等,以符合参与者日常话语习惯的方式进行沟通交流并建立信任关系。此外,研究者需要提升对本土文献的挖掘和使用意识,利用好国内高水平文献和数据资源,培养学术自信,坚持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中的中国立场。(43)沈骑,孙雨.从《语言政策》期刊看中国语言规划研究的国际话语权[J].语言战略研究,2022,(41).这也是以学术研究为载体发出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提升我国语言规划研究的国际学术话语权的关键(44)文秋芳.论外在学术语言和内在学术语言——兼及中国特色学术话语体系构建[J].语言战略研究,2022,(5).。
(二)积极探索替代性认识论、方法论和其他会话资源
语言政策民族志本土化不是将西方的方法和本土的方法二元对立,也不是完全放弃西方范式而转以非西方范式为中心。相反,语言政策民族志的方法论本土化强调的是兼收并蓄、中外融通。正如文秋芳教授所说,“我们要做的是建立中国概念、范畴、方法。但中国学术体系无法建立在真空中,它必须能与已有的西方学术体系互动,才能建立彼此间的联系,日后才可以在同一平台上对话,否则自创的概念、范畴、方法等只能是中国学者内部的‘自说自话’,国外学者难以理解。”(45)文秋芳.论外在学术语言和内在学术语言——兼及中国特色学术话语体系构建[J].语言战略研究,2022,(5).因此,我们不仅需要扎根中国经验,把握中国特色,厘清我国的语言现实和语言历史,系统性把握我国语言国情,(46)戴庆厦.从语言上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J].民族语文,2022,(2).关注我国语言政策与规划的具体实践;也需要放眼国际,加强与国际学界的对接,借鉴有价值的概念理论,思辨性地提出具有中国特色的语言政策理论及概念,并以此反哺国际语言政策学科的发展,(47)沈骑,康铭浩.面向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语言治理能力规划[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5).实现中外知识双向循环。(48)文秋芳.学术国际话语权中的语言权问题[J].语言战略研究,2021,(3).在语言政策民族志本土化的问题上,我们需要充分认识到语言政策民族志在国际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中的理论与实践经验对于解决中国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问题的借鉴意义,例如欧洲国家的多外语教育政策对我国中小学多语种外语教育的启示。同时,我们也需要思考我国的传统文化知识体系,如儒家和道家思想、新儒家思想以及包括费孝通先生在内的众多学者提出的理论概念如何能够成为替代性认识论和方法论,扩充语言政策民族志的内涵和视角,丰富其理论边界,从而对世界的语言政策与规划知识体系贡献中国经验、中国方案。这要求研究者拓宽自己的知识面,积极探索替代性认识论、方法论和其他会话资源,挖掘出中国特色的知识体系,以平衡开放的态度取长补短,融合西方和本土角度,兼收并蓄,文明互鉴,打造中外互联互通的学术话语体系。(49)郑咏滟.后疫情时代的多语研究:反思与展望[J].当代外语研究,2021,(1).
(三)坚持中国立场,保持批判性反思
语言政策民族志本土化需要坚持中国立场,基于我国语言国情,解决我国当下语言问题。例如,我国的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对内需要研究如何深化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对外则需要系统增强中国语言文字的影响力(50)张天伟.语言政策的话语研究路向:渊源、特征与本土化思考[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3).;同时兼顾做好国内话语与国际话语的融通。
在扎根祖国大地、解决本土问题的前提下,语言政策民族志本土化有必要进一步反思惯用的认识论、方法论和理论框架以及研究实践,以此催生新的见解,利用这些见解探讨出适合的本体论和方法论并反哺研究实践。这里的反思性包括3层含义:一是对于研究实践的反思,即全面审视整个研究过程和研究者在研究中的角色,看到使用的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所带来的潜在影响,从而改进研究实践。例如,Keikelame和Swartz(51)Keikelame, M. J., Swartz, L. Decolonising research methodologies: lessons from a qualitative research project, Cape Town, South Africa[J]. Global Health Action,2019,(1).在反思其在南非的研究经历时指出,研究人员应尊重本地社区的价值观和文化信仰,且应充分承认参与者的重要贡献,将其视为共同的研究者。以上反思内容帮助研究者修正了自己的研究实践,将自己从仅为学术目的进行研究的研究者转变为具有社会关怀的研究者,更好地为边缘性群体发声。二是对所用术语概念的反思。对所采用的术语概念不能只是照葫芦画瓢,而需进行深度辨析,构建严密的逻辑体系。方小兵(52)方小兵.何为“隐形语言政策”?[J].语言战略研究,2021,(35).对于源自英文的“隐性语言政策”这一概念的深度辨析便是很好的例子。通过一一拆解原意中糅合的众多概念,方小兵厘清了该概念的内核,纠正了常见的理解谬误,并根据中文话语体系重新界定了其内涵——将隐性语言政策定义为“没有显性的文本或话语依托,而是在语言生活中表征为某种实践机制的语言政策”。这种基于概念的反思不仅提高了概念本身的阐释力,也对构建符合中国特色的话语体系有重要意义。第三维度的反思是对于学者自身学术思维支配体系的反思。学者要对自己固有的学科思维进行深度剖析,审视自己是否过度依赖来自某一特定语言话语体系的概念;要努力挣脱固有的单一学术思维模式,尤其是冲破原有的“西方”学术思维定式(53)文秋芳.论外在学术语言和内在学术语言——兼及中国特色学术话语体系构建[J].语言战略研究,2022,(5).,从而提高自身的思辨性和创新性。在新冠疫情期间,众多学者结合我国抗疫中的语言实践提出了应急语言服务需求和机制(54)李宇明,赵世举,赫琳.“战疫语言服务团”的实践与思考[J].语言战略研究,2020,(3);王海兰,李宇明.试论粤港澳大湾区的应急语言服务需求[J].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2021,(14).、应急语言能力方略(55)王辉.国家治理视野下的应急语言能力建设[J].语言战略研究,2020,(5).、危机沟通语言管理过程模型(56)郑咏滟.新冠疫情中上海危机沟通语言管理过程研究[J].语言战略研究,2021,(3).、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语言治理能力规划框架(57)康铭浩,沈骑.国际语言政策与规划的新进展[J].当代外语研究,2020,(6).等理论框架。这种不拘泥于特定学术思维,基于中国语境和中国经验创造性探究语言规划理论的实践,便是一种反思精神的体现。
语言政策民族志是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的一个新路径,该路径将语言政策与规划视为嵌在复杂社会结构背景中的、包括了个人、地方、区域、国家、超国家多层次参与和互动的社会文化过程。本文对语言政策民族志的内涵及应用进行了阐释,指出语言政策民族志可以被应用到我国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中,但是需要结合我国的语言生态和社会特点对其进行本土化。实现语言政策民族志本土化需要培养本土文化意识、树立文化自信,秉持兼容并蓄、文明互鉴的态度,对既有研究范式和实践积极反思。探究语言政策民族志本土化路径可以助力我国语言政策与规划理论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希望抛砖引玉,推动更多关于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范式本土化的讨论和思考,共同助力中国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国际学术话语权以及中国特色语言规划理论体系的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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