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墨林
(山东大学 儒学高等研究院,山东 济南 250100)
黄氏一族为明朝世宦之家,黄培为人刚正,又做过崇祯皇帝的近侍,因此感怀皇恩,对明朝怀有特殊感情。崇祯十七年(1644)三月明亡后,黄培作为遗臣,自以为当忠于前朝,因此使其妾安氏以“义”殉国[1]卷九·安氏传。同年十一月,黄培奉母灵柩回乡安葬,亦欲殉国,后经其叔父黄宗庠开导打消念头,但仍暗怀反清情绪,秘密支持民间抗清组织。清顺治九年(1652),黄培与姐夫莱阳名士宋继澄等明遗民诗人结为诗社,相互唱和,以诗文抒发明亡后遗民的忧郁悲愤之感,其中不免有牢骚之语。康熙元年(1662),黄培以平时所作的280余首诗,略加删改,刻版装订成册,命名《含章馆诗集》,分赠亲友,为诗案的发生埋下祸根(2)即墨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清初中国北方最大的文字狱案:黄培文字狱案》,2001:3。。
为了巩固皇权、排除异己,清政府初期大兴文字狱。据《清代文字狱档》统计,故宫博物院所藏的发生于康熙、雍正、乾隆时期的文字狱案资料就有86起[2]。山东即墨的“黄培诗案”虽不在统计之列,但据《清初中国北方最大的文字狱案——黄培文字狱案》(以下简称《黄培文字狱案》)记载,此案审理四年,“清廷先后下过六道谕旨,牵动京、省、州、县四级官府,涉连217人”(3)即墨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清初中国北方最大的文字狱案:黄培文字狱案》,2001:1。,其历时之久、牵涉之广,堪称清初中国北方第一文字狱大案。
清康熙间《黄培诗狱录词》抄本与青岛市新闻出版局辑录的《黄培文字狱案》,皆是记录黄培诗案的重要文献资料。前者现藏于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后者根据山东省图书馆所藏本案卷宗辑录而成。根据卷宗,黄培诗案之发生,主要有蓝溥、金桓、姜元衡三股势力,控告黄培《含章馆诗集》中包含“一字萑符纷海上,曾无日月照山东”“三光知必照,珍重此衣衫”“杀尽楼兰未肯归,还将铁骑入金微”“惭恨平生志,千秋负汉皇”“重开新紫极,光复旧彤闱”“世尽争葵藿,人谁念蕨薇”等“隐叛语、诽谤清朝语、犯清讳语和中兴语”等反清诗句(4)即墨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清初中国北方最大的文字狱案:黄培文字狱案》,2001:13。。经过四年审理,康熙八年(1669)二月十六日,山东抚院拟就判词禀报清廷:“案中主要罪犯黄培,因系明朝世宦,隐怀反抗本朝之心,刊刻逆书,已属不法;吟咏诗句,尤见狂悖。……应按隐叛诽薄之罪……定拟绞罪,是否适当,仰乞圣裁。”(5)即墨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清初中国北方最大的文字狱案:黄培文字狱案》,2001:92。奏疏上秉后,康熙皇帝授刑部转旨山东抚院,按所拟申报处理。康熙八年四月初一,黄培在山东济南被处以绞刑,时年六十六岁。黄培去世后,其外甥宋琏为之作《锦衣卫提督街道都指挥同知墓志铭》,其中提到,黄培慷慨就义前称“我以奉柩甲申未死,归而矢死以先报皇帝未有会,此其会也”,自以为死得其所。
黄培为人刚直,诗案牵连二百余人,其中不乏如顾炎武、宋继澄等名士,但黄培为了保护亲友,不殃及旁人,独揽罪责。顾炎武入狱事宜可详见张穆先生《顾炎武年谱》等书,宋继澄由于为《含章馆诗集》作序,亦下狱数月之久。宋继澄,字澄岚,山东莱阳人,明天启七年(1627)举人,与其子宋琏同为“复社”成员,为明黄嘉善之孙婿,明亡后隐居不仕,设教于即墨,与黄培结社唱和。在诗案审理时,黄培为保护亲友,供称《含章馆诗集》之序与宋继澄无关,是在宋继澄不知情的情况下借其文名入序(6)即墨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清初中国北方最大的文字狱案:黄培文字狱案》,2001:32。,顾、宋等人因此免祸。
《即墨县志》也载录黄培在朝为官时正气凛然,在朝堂中尽个人所能保护了很多忠义之士:“在朝以刚方闻,周中连以复社发难于君子,培曰:‘士林元气也,勿为小人所中。’出姓氏火之,递解使去。黄道周忌权臣,上命锦衣校尉往逮,培戒使者曰:‘吾以道周付汝,期报我以生也。’故道周卒不死。”[1]卷九·黄培传黄培的民族气节还表现在入清后不署清朝年号。顺治元年(1644)十月清官到任,同年十二月黄培葬母,而黄培为母所作《墓志铭》,前面高抬明朝年号,后面仅以干支纪年法“甲申”署之。对姜元衡等人的控告,黄培辩解“文势应该如此,原非有心”(7)即墨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清初中国北方最大的文字狱案:黄培文字狱案》,2001:35-36。。但检其《含章馆唐诗选》的《序》,末尾亦不书年号,仅题“劳山居士黄培撰”,不可不谓有心。
受黄培诗案影响,朝廷下令将黄培诗集原刻及续诗毁禁,虽片简寸纸亦不能免。黄培去世后,其子黄贞明重新辑录黄培生前所撰之诗,抄存二百九十首,仍题《含章馆诗集》。《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著录此书:“《含章馆诗集》,无卷数。黄培撰,……所著《含章馆诗集》,姐夫宋继澄为之序,侄贞麟跋。……此乃钞本,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及青岛市博物馆皆有收藏。现存钞本与原刻相比,自当亡佚甚多或多有所删削。此钞本中诸诗及《焚余小引》,皆未披露诗案真相,倘与清宫有关档案查勘对读,可解诗案之疑。”[3]
黄培著作遭到全面毁禁,存世不多。除了上文提到黄贞明重新辑录的《含章馆诗集》,另有山东省委党校图书馆藏有的一部《含章馆唐诗选》传世。书凡七卷,两册,为康熙二年(1663)黄氏家刻本,半页9行,行20字,四周单边,单鱼尾,版心上刻“含章馆唐诗选”六字。书前有康熙二年莱阳宋继澄《序》、黄培《自序》,目录。诗选共收五言古、七言古、五言律、七言律、五言排律、五言绝句、七言绝句七种诗体,凡四百一十一首。书前有宋继澄、黄培《序》,他处未见,迻录于下。宋继澄《序》曰:
古体唐不及晋魏以前,犹胜陈隋;近体则成于唐,盛于唐而衰,于中晚渐降也。作者难,选者亦不易。以唐人选唐鲜有合者,具识有几人哉?高廷礼《品汇》颇备,《正声》颇精,选唐家第一矣。然于其中无憾,亦未能也。余尝分体细评,亦广收,亦精择,定一、二、三、四集以成其等,而老不能手录,贫不得有书记,故未就编。壬寅日与封岳唱和,出其所精选唐诗示余。则余所选一集无遗,二集间收,三、四集皆不入也。七言律于诸体为难,为之者不得其理,离奇沓皆成恶道,即典工平当无神韵,兴象亦非雅宗。余选以示门人者,初盛数首,中唐以后即无收者,封岳尤合符节焉。选家之有封岳,可以无憾矣。高廷礼可称选者所自为未高,而封岳之作与古人争胜,所别择又精于廷礼识全而才。是以任之学,是以充之能,不推为今古一人哉?
重型颅脑损伤在临床上具有较高的致残率和死亡率，其主要病理变化为颅内压持续性升高，且患者伴有不同程度的神经功能缺损，故临床上治疗的关键是有效降低患者颅内压、改善其神经功能[8]。常规颞顶骨瓣开颅术由于受到骨窗限制，只能行局部颅内减压，无法达到快速、彻底减压效果。近年来，标准大骨瓣减压术广泛应用于治疗颅脑损伤患者，可以起到彻底清除患者血肿、快速降低颅内压等效果[2]。
康熙癸卯夏四月海上病叟宋继澄题,弟黄垍书
又黄培《自序》曰:
自有唐诗以来,古今选者各不同,惟廷礼高先生之《正声》及于鳞李先生所选为优。然各体繁简,亦略可议。于麟曰:‘唐无五言古诗,而有其古诗。陈子昂以其古诗为古诗,弗取也。’善矣。余兹选,固不敢概求于二选以外,亦不欲尽出于二选之中。谨殚其识力之所及而去取之。然亦何能,皆当谓即足以尽唐诗,而莫有訾之者也。惟博求善本,详订差讹,为不负耳。后之君子或有取焉。”
据《黄培文字狱案》,《含章馆唐诗选》刊出后不久,黄培即作为主犯身陷诗案中,后以“隐叛、诽薄之罪”被处以绞刑。黄培生前著作,或被其自行毁坏,或因其亲友怕遭牵累而“启户搜毁”(8)即墨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清初中国北方最大的文字狱案:黄培文字狱案》,2001:194。,或在诗案后被定为“逆书”而遭毁禁而亡佚,存世罕见。笔者查阅此案卷宗、后世对黄培的研究,以及清代唐诗选本的研究资料,皆未提及黄培《含章馆唐诗选》一书。可见,此部《含章馆唐诗选》当时虽有幸免祸,但遭此劫难后长期湮没无闻,其价值不为世人所知。
《含章馆唐诗选》见于《山东通志艺文志订补》[4]《历代珍稀版本经眼图录》[5]等书,其中黄培所撰的《含章馆唐诗选序》在《黄氏家乘》中尚有保留[6]。《历代珍稀版本经眼图录》载录此书:《含章馆唐诗选》七卷,清黄培撰……原书影半页版框尺寸高二〇五毫米,广一四五毫米。半页九行,行二十字。白口,单鱼尾,四周单栏。序文署“康熙癸卯夏四月海上病叟宋继澄题”[5]。
《含章馆唐诗选》目录载录:“五七言古近体共四百十首,比《正声》少五百二十四首,比李选少五十九首。”据笔者统计,《含章馆唐诗选》收录五言古诗21首,七言古诗25首,五言律诗139首,七言律诗26首,五言排律69首,五言绝句65首,七言绝句66首,凡唐诗411首。按入选诗体数量来看:《含章馆唐诗选》所选诗歌以五言律诗的数目最多,占比超过全书选录唐诗数目的三分之一;五言排律、七言绝句、五言绝句的数目接近,均近全书的六分之一;七言律诗、七言古诗、五言古诗的数目则又次之。按入选诗人的作品数量来看:《含章馆唐诗选》所收杜甫的作品最多,有70首,其中五言律诗39首,五言排律10首;李白、王维、岑参次之,分别有35首、30首、27首;入选诗歌超过10首的,还有宋之问、高适、王昌龄、陈子昂等四人。
《含章馆唐诗选》收录的诗体和唐代不同时期诗人的诗歌数目各有不同。自唐人选唐诗现象出现以来,后代选唐诗作品层出不穷,黄培在《含章馆唐诗选序》中提到“自有唐诗以来,古今选者各不同,惟廷礼高先生之《正声》及于鳞李先生所选为优”。“廷礼高先生”即高廷礼,初名高棅,明代人,提倡诗文复古,崇尚盛唐诗,其所编订《唐诗品汇》选诗六千余首,《正声》是《唐诗正声》之简称,因《唐诗品汇》选诗数量磅礴,是故高廷礼特选其精华,别为《唐诗正声》一书。《明史·文苑传》称高廷礼的两部唐诗选集《唐诗品汇》《唐诗正声》“终明之世,馆阁宗之”,对其文学地位和其对明代诗学发展的影响给予极高的评价。“于鳞李先生”即李攀龙,为明代后七子之首,倡导文学复古运动,提出了“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主张。李攀龙编有《古今诗删》三十四卷,所录历代之诗,唐代以后继以明代,而不及宋元。
黄培深受明代前后七子的复古理论影响,在《序》中对高廷礼和李攀龙的选诗标准极为赞同,亦主张“诗必盛唐”,因此《含章馆唐诗选》入选作品最多的诗人如杜甫、李白、岑参等人,创作高峰期多在开元、天宝间,是初、盛唐诗人的代表。宋继澄于《序》中以自己所选唐诗与黄培所选唐诗对比,“余选以示门人者,初盛数首,中唐以后即无收者,封岳尤合符节焉”,此亦是当时山左诗坛延续明前后七子的诗歌发展理论的明证。黄培自言《含章馆唐诗选》所选唐诗“固不敢概求于(高棅、李攀龙)二选以外,亦不欲尽出于二选之中”。此集按照“五言古、七言古、五言律、七言律、五言排律、五言绝句、七言绝句”七类诗体顺序排布,参照了高棅《唐诗品汇》“诗体之次第为先五言古诗,次七言古诗,次五言律,次排律,次七言律,次五、七绝句”的排布顺序。
此外,《含章馆唐诗选》也参照了明人杨士弘《唐音》。如孙华《访羊尊师不遇》诗下注“作孙革者误,唐诗人姓名无孙革”,此诗《唐诗品汇》注“《唐音》作‘孙华《访羊尊诗》’”,检《唐诗正声》,其正作“孙革《访羊尊师不遇》”。又卷七无名氏《水调歌头·第一叠(平沙落日大荒西)》作者下注“李作‘张子容’,不知何据”;又无名氏《杂诗(无定河边暮笛声)》作者下注“李作‘陈佑’,不知何据,品目有姓氏无字里,可考者有‘陈佑’名”。检旧题李攀龙所编的《唐诗选》,此二诗确实列于张子容、陈佑名下。从这几处例子看,黄培选诗时也做了一些诗歌作者考证的工作。
明清两代,诗坛上宗唐与法宋之争激烈,诗歌选本作为不同诗歌派别表达自己诗学思想和主张的重要工具,刊刻的种类和数量都远超前代。诗歌选本不仅代表了编选者个人的选诗眼光和诗学主张,也能反映当时的诗学风气。清代唐诗选本数目极多,据孙琴安先生《唐诗选本提要》著录,清代唐诗选本300余种,存世180余种,学者韩宁也统计,“清初的唐诗选本有40余种,可分为两类:一是对前代唐诗选本的重新编注,……二是清代学者自己的辑选”[7]。《含章馆唐诗选》作为罕见的存世禁书,其编选者黄培的明遗民及诗案主角身份,使得其格外珍贵。此部诗选中选录唐诗的标准和依据,不仅反映了黄培作为易代之际遗民诗人的诗歌主张,而且为清初诗学的发展提供了研究资料,同时对研究黄培个人的诗学观念和当时的诗歌风尚也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清初诗坛以钱谦益为首,反对明代前后七子标榜的复古主张,提倡诗学竭力突破“诗必盛唐”的藩篱,提出宗唐祢宋的诗学主张,可谓一呼而天下应,获得杜诏、杜庭珠等众多诗人响应。黄培《含章馆唐诗选》刊成于康熙二年,较钱谦益去世早一年,但从此书多选盛唐诗,标榜高棅、李攀龙所选唐诗的情况来看,当时山左诗坛在诗学新思潮的冲击下并未受太大影响,仍有相当一部分诗人留有前后七子遗风,坚持“诗必盛唐”的诗学主张。
据《黄培研究》一文,黄培诗歌大量出现“愁”“恨”二字[8]66,在《含章馆唐诗选》中也有大量出现,“愁”字达49处之多。《含章馆唐诗选》所选的诗歌以杜甫的五言律诗最多,为39首,这与杜甫擅长写五律是分不开的。黄培所选的杜诗,不少是在安史之乱后杜甫漂泊西南地区时所作,表达的主要是“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向来忧国泪,寂寞洒衣巾”之类英雄途穷、忧国忧民的情感。杜甫的这种忠君忧国而无所依托之心,与明亡后黄培作为遗臣对国家、民族的忠贞但无所寄托、心有不甘的境况是一致的。黄培选这类诗歌,是在清初森严高压的思想文化中,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心中块垒。而据《黄培研究》一文考察,在黄培的诗歌创作中,亦有取法杜甫的体现[8]70。在江山易代、朝代更替之际,黄培通过编选代表盛唐气象的盛唐诗,表达对曾经的大明王朝的追思,他是当时心怀明朝的遗民知识分子的代表。清初吴伟业、屈大均、顾有孝等诗人在创作中效法盛唐诗亦属同样情况[9]。
《含章馆唐诗选》亦多选“每愤胡兵入,常为汉国羞”“汉家烟尘在东北,汉将辞家破残贼”“匈奴今未灭,画地取封侯”“莫作兰山下,空令汉国羞”“还应雪汉耻,持此报明君”等表达欲意击败匈奴、报效君主或者表达国难当头、忧国忧君的诗句。诚然,我们不能否认黄培所选的这些诗歌,大多是确实能展现盛唐气势的佳作,但我们以客观角度审视黄培身世与境遇,则不难发现,这些诗句中对明清两朝政权更替的影射和英雄无用武之地的愤懑,确实与黄培作为有气节的遗民诗人暗怀反清情绪的主观感受相关。
总之,黄培出身于深受明代朝廷器重的世宦之家,对明朝廷怀有特殊的情感,清朝建立后,他作为遗民遭遇亡国遗恨,仍忠心于前朝皇室,对新建立的清朝心有所抵触。这种遗民情绪,在《含章馆诗集》和《含章馆唐诗选》中都有所反映。在《含章馆诗集》序中,宋继澄曾经对黄培的诗歌成就,有过这样评价:“(黄培)盖若高达夫,五十始为诗者,初不以示人,惟与余相质,余称畏友焉。数年来所进不次诸体,苍厚难名,分席子美,非达夫所能等夷也。至五、七言绝,又与太白、龙标并驱,则子美不能兼之矣者,封岳兼矣。”(9)即墨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清初中国北方最大的文字狱案:黄培文字狱案》,2001:115。可以说,黄培高超的诗歌创作水平和独到的选诗眼光共同成就了《含章馆唐诗选》一书。
黄培生活在明清鼎革之际,诗案主犯的特殊身份,使《含章馆唐诗选》一书的文献价值尤为重要。作为存世不多的黄培生前编选、刊刻的文献资料,《含章馆唐诗选》颇能代表黄培的诗学思想和诗歌主张,寄托了黄培身为明遗民诗人在清初统治高压下,现实中无法排遣内心的苦闷,借助诗歌选集表达故国之思。这部诗选对盛唐诗的推崇,也反映明清之际山左诗坛在“宗唐”与“法宋”的争论中,仍然有一部分诗人深受明代诗坛复古风尚的影响,延续前后七子的主张,遵循“诗必盛唐”的观念。《含章馆唐诗选》为我们研究清初的唐诗选本与明清易代之际诗学思想的转变提供了珍贵的研究资料,为黄培个人的研究也提供了重要的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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