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彦辉,林璐娜
(1.福建师范大学传播学院,福建 福州 350117;2.闽江学院新闻传播学院,福建 福州 350108)
2022年7月,世界经济论坛最新发布的《全球性别差距报告》显示,缩小全球性别差距仍需132年的时间。在其收录的146个国家数据中,我国位列第102,较2021年有所上升但仍处后位。[1]性别差距问题亟待解决。近年来,女性主义思潮涌入我国,女性意识觉醒,这些都可以从异军突起的各种“她综艺”中窥见。同时,女性的婚恋观也开始发生变化。随着越来越多的女性走入劳动力市场,日渐改变了女性在婚姻关系中的附属地位,挣脱当前社会道德对于女性在婚姻家庭中的种种束缚,更为直观的是不断攀升的离婚率。因此,从亲密关系和两性视角出发的婚恋类综艺节目及其所呈现的女性媒介形象这一细分议题呼唤更多的关注。
正如社会性别理论所承认的,为多数人所普遍接受的性别是在社会及文化的影响下基于男女生理差异而形成的,这种社会性别赋予了女性多重的角色期待,决定了女性不只是女性,还承担着妻子、母亲、女儿等身份。因此,婚姻、爱情、家庭终究是媒介与性别研究绕不开的场域。那么,婚恋层面的女性叙事存在着怎样的困境?综艺节目这种媒介对于女性形象的呈现发挥着怎样的中介作用?是助推偏见还是形成赋权?综艺呈现的女性媒介形象的真实性是否存疑?符号学视角的分析又能带来什么?基于以上问题,本文尝试从《再见爱人》这档离婚综艺中探寻女性媒介形象建构与符号实践的路径,从性别符号学的角度获得新的启发。
《再见爱人》作为芒果TV推出的国内首档离婚纪实类观察综艺节目,因真实反映了当下社会的婚姻现状,勇于触及离婚、生育、家庭关系等社会敏感点而广受观众好评,豆瓣评分高达8.9。虽然该档综艺有别于既往“女本位”的综艺节目,但立足两性关系视角呈现的女性媒介形象亦独具特色,引发了网友的热议与多数女性的共情,值得进一步探究。
以2022年10月在知网以“女性形象”与“综艺”为主题进行的检索为例,共得到82条结果,最早一篇论文发表于2011年。自2018年起,发文量呈上升趋势,这与媒介技术发展、节目形式的变化存在着一定关系。其中以诸如《创造101》《青春有你》等女团选秀节目为研究对象的居多,尤其是伴随着2020年《乘风破浪的姐姐》这档综艺节目的出圈,相关研究数量激增。而对象为“情感类、婚恋类综艺节目”的论文数量仅不足10篇,投向“离异女性”这一群体的媒介形象研究更是少之又少。这一方面说明了立足于婚恋类综艺这种节目类型进行的女性媒介形象研究仍属较为空白的领域,另一方面也证明了《再见爱人》作为国内首档离婚综艺的立意之新,印证了本研究的价值所在。
当“媒介形象”作为一个符号时,它必然存在并正在生产着意义。从表层的一档综艺节目制作过程体现的媒介实践,到内里的符号狂欢,皆构成可供分析的文本。因此,本文主要采用文本分析的研究方法,选取《再见爱人》第一季共13期节目为样本进行案例分析。同时,鉴于媒介与性别研究多以强调社会属性的社会性别理论为进路,本文也将从社会性别视角来看待男女两性婚姻关系中的行为准则和个体发展过程,也会结合媒介形象、符号学的相关理论知识,致力于探讨《再见爱人》中女性媒介形象的生成逻辑及其意义的生产、揭示和传递,借此探寻更多父权文化背景下女性媒介形象突围的可能,走向更为有效的女性媒介形象符号生产方式。
(一)媒介形象的缘起
媒介形象是本研究的关键词之一。最早有关媒介形象的研究可以追溯到李普曼的《公众舆论》一书,它第一次探讨了“现实”与媒介构造的“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李普曼[2]认为,大众传媒并非镜像式地反映客观世界,相反,它通过一系列主观性的选择建构出“拟态环境”,并成为受众了解客观现实的蓝本。身处媒介化社会之中,媒介形象无处不在,它承担着关键的中介、桥梁作用,成为人们了解客观世界的参照。综艺节目,尤其是真人秀这一形式,因其天然地贴近现实,与日常生活逻辑相符而拥有大众文化属性,一定程度上具备了反映现实的镜像功能。这说明,本文的研究对象——婚恋类综艺,虽取材于真实婚姻案例,但经过节目制作者的种种抉择并精心展现、塑造、建构的女性媒介形象必然映射着节目背后的价值观及当下社会对女性的普遍认知。
(二)从社会性别理论到性别符号学
西蒙娜·德·波伏娃认为,除天生生理性别之外,女性所有气质都是社会形成的[3],男性亦是。但相较男性而言,女性在政治、经济、文化、认知乃至家庭等各个领域都处于不平等地位。从以上认知基础发展而来的女性主义理论,在研究中多被用于探讨女性平等权利的获得问题。其中,社会性别理论在讨论当代女性面临的困境时,适用性更高。它认为,社会性别有别于传统的性别,男女两性是由社会及文化所建构的,强调如角色、行为、社会认知、地位等性别身份、性别特质是由文化指定、分配甚至规范的,进一步说明女性不平等地位并非是既定的、不可改变的。[4]因而,社会性别理论将社会属性纳入女性研究视角,有助于分析女性形象表述困境背后的原因。
学者尤施卡在此基础上又提出了“性别符号学”,旨在运用符号学和系统分析方法来研究性别/性。她认为性别/性作为一种意识形态,被语言建构,并提出3种代表性叙事:神话、仪式、符号/象征,及对应的3组语言工具和语言标志符(表1)。[5]40-42最主要的是她引入一种在男性与女性“二元对立”中讨论两者间关系的分析模式,并在讨论中始终关注意义生产、传递、累积的过程,打开了新的女性研究思路。回归到文本中,二元论为探讨文本中的矛盾冲突叙事提供了参考,符号学启示着符号-象征无处不在地言说着意识形态,传达着待探索的意义。
表1 尤施卡的性别符号学分析模型[5]40
“符号是把某物从心灵之外传达到心灵之中的一个载体”[6],这也是作为媒介的综艺节目在做的事情,因此,把“媒介”纳入“符号”的思考是可行的。宏观的女性媒介形象探讨是模糊的、停留在基本媒介行为中的,而本文致力于进入微观层面,挖掘《再见爱人》中符号与意义的生产,背后含蓄意指建构过程,期待揭示更为清晰的女性媒介形象的生成逻辑及方法。
(一)《再见爱人》中的离异女性“画像”
提及形象,大致指涉的是人物年龄、职业、装扮风格、性格等方面,结合婚恋类综艺的特殊性,再加上“婚姻状况”一项。从受众观看节目的第三视角接入,伴随节目缓缓展开叙事,可以大致临摹出3位女性嘉宾的“画像”,达成形象的基础再现(表2)。
表2 《再见爱人》节目中3位女嘉宾的人物画像
在节目初期,郭柯宇前夫形容她为“善良有责任的母亲,温柔细心会照顾人”,结合她朴素的穿搭、未经打理的发型、说话细声细语等能指,郭柯宇的形象指向了温婉、安静等所指;佟晨洁高挑的个子、时尚的穿搭、简洁但有力的话语等能指,指向了成熟、理性等所指;朱雅琼一头橘红色的头发、喜欢唱歌、感性的情绪等能指,指向了活泼、率真等所指。这些意指组合出了3位女性嘉宾带给受众的初印象。
但随着节目组设置的情节推动,与之不同的能指浮现出来,打破了单向、局限的初媒介印象。3位女性的媒介形象逐渐丰富起来,如:郭柯宇温柔与平静的外表下暗藏力量的性格与乐队主唱的职业,指向了洒脱不羁的所指;佟晨洁看似成熟,但其内心因受原生家庭所困而长期缺乏温暖,也指向了性格脆弱的所指;朱雅琼单纯美好,但经历多年婚姻磋磨流露出的疲惫无力,指向了神经敏感的所指。
能指的日渐浮现,或相合或冲突,性格积极与消极的一面相互交织,极富张力,多层能指并置,指向越发清晰的所指组合,3位女性的媒介形象更加立体。她们的装扮、性格乃至对婚姻的看法各异,而节目也践行真人秀纪实化拍摄原则,没有一味迎合观众的兴趣,或是为了满足观众期待而只投射“完美女性”的一面,使女性复杂形象得以尽数展现,最大程度保留了女性媒介形象的丰富性,为社会对女性的认知带来更多可能。但显然,综艺节目中女性媒介形象的生成不是一个简单的意指行为就可以概括的,符号学主要研究的亦是含蓄意指层面的所指,因此,要厘清女性媒介形象的底层逻辑还需进一步梳理更多含蓄意指的构建过程。
(二)《再见爱人》女性媒介形象的生成逻辑
为了对3位女性形象进行深度考量,本文引入更多媒介参与的逻辑及符号学视角,将节目中女性媒介形象的生成归纳为借助隐喻生成含蓄意指、打破既有二元论实现意义颠覆、情感符号化3个方面,分别对应主题场景搭建、冲突话题引出、共鸣与认同达成这3种媒介实践,节目制作过程中的媒介实践作用于女性媒介形象的塑造,使得节目中的女性形象逐渐鲜活立体。
1.隐喻与含蓄意指:主题场景搭建
《再见爱人》导演刘乐在接受采访时提到,节目组会设置一些实验性质的场景,这也成为女性媒介形象建构的方式。第一期节目中,为了帮朱雅琼完成一个婚姻的仪式,节目组请来摄影师为这对夫妻拍了一组特殊的婚纱照。置景是一个黑色的铁制“牢笼”,而身处其中的朱雅琼身着一袭白色婚纱,向丈夫诉说婚姻中的种种不满,并最终完成以自己为主导的“仪式感”的婚姻,得到救赎。从符号学角度分析,黑色铁丝笼子作为能指(E1),指向监牢、囚禁的所指(C1),构成了一个直接意指(E1R1C1),但在压抑的婚姻生活这一语境下,“牢笼”一般的家庭和困住朱雅琼6年婚姻的所指(C2),取代了普遍意义上的监牢这一直接所指(C1),构成了节目中精心搭建的黑色笼子(E1)的含蓄意指。符号在不同语境中产生多种内涵,构建着不同的相似性,创建着不同的隐喻。节目里出现的“牢笼”与福柯笔下“全景监狱”中的规训、监视之意存在相似之处,这样的空间是朱雅琼过去与当下婚姻状态的隐喻,6年婚姻中,朱雅琼一直活在丈夫以“教育”为名的打压下并渴望逃离。
另一值得探讨的符号是“婚纱”。传统意义上的婚纱(E1)象征着纯洁、美好的婚姻,寄托着少女对婚姻的向往(C1)。但在节目搭建的主题场景中,这一直接意指组合(E1R1C1)发生变化,婚纱的日常指称被悬置起来,运用隐喻功能暗示朱雅琼完成了婚姻里的自我救赎与和解(C2),完成了从婚礼仪式感向“那是属于我自己的时刻”的个人仪式感的追求转向。语境更迭下的婚纱不再只是婚纱,“牺牲”本意却凸显了另一层内涵,而这层内涵正是节目组意图表达的,对身处冷漠婚姻、渐渐失去自尊的女性的可悲遭遇的共情。朱雅琼这一女性媒介形象趋向柔软但不软弱、勇敢挣脱不幸婚姻并在婚姻中逐渐成长的积极一面。
2.意义的颠覆:冲突话题的引出
矛盾、冲突情节是综艺节目永恒的话题,不仅满足了观众猎奇与窥私的心理,往往还会成为视频弹幕及社交媒体二次讨论的话题,观众在此基础上展开或深刻或争锋的讨论。同时,矛盾冲突之中也有许多人物行为、心理、语言值得剖析,亦成为构建节目中人物媒介形象的一个向面。节目通过几次对话环节展现出了人物之间的重要矛盾,如夜间户外聊天、饭桌上随谈等环节,提供了多段人物对话分析的素材。
以第四期的一段情景对话为例(1)因文字呈现需要,个别口头表达已进行书面化处理。:
章贺:父辈时代白头偕老,因为想法很单纯,结婚就要一辈子、就要生个孩子、打打闹闹不是正常的吗?哪那么多自我啊?到我们现在这个年代,什么都开放了。
佟晨洁:以前的社会不得不否认,女性体力上及不上男人,经济及不上男人,但现在很多女生都是能顶半边天的。这个时候,当一段婚姻中,这个女生不再需要男人的体力和经济的时候,那势必她有更多的自我发言、自我思想的需求,在这个需求驱使下,她们就会更想要一个公平的对待。
章贺:本身我们的文化里也说女人是需要呵护的。
佟晨洁:在我们的关系(指佟晨洁与丈夫的婚姻关系)中,我可以做到不是那么需要他呵护,而是我去呵护他。
依前文所述,加拿大学者尤施卡提出了一套性别/性符号体系,解读出历史文化语境下传统神话、仪式和既定的符号-象征在潜移默化中所建构出的二元对立模式,即女性的/男性的,女人/男人,雌性的/雄性的。[5]40-42将这种二元论带入上述对话中,可以用来观照男女两性在该符号系统中扮演的角色。男性代表章贺将“女性结婚就要一辈子”“女性要生孩子、要顾家”“女性需要呵护、不需要自我”等意义赋予“女性的”“女人”这些标识符,结合父权文化语境,这的确是为大多数人所认同的一种既定规范。女性代表佟晨洁则将“自我需求”“需要公平对待”“不那么需要被呵护”等意义赋予“女性的”“女人”这些标识符。同时,涉及既往生物学上的二元论,即“雌性的”标识符对应体力弱、不承担家庭经济任务等意义,“雄性的”标识符对应体力强、承担家庭经济任务等意义。以上这段表述中也出现了颠覆,这与目前家务劳动的市场化和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从而让男性和女性都开始具备独立生活可能性的社会现状是不谋而合的。固有认知里的二元论随着时代变革以及两性关系不容忽视的变化,已经受到了冲击。
寥寥一段对话文本,就传递出了婚姻中从属地位与依赖关系的变化,而佟晨洁发言的暗含义在于她在婚姻两性关系中是占据主导权的一方,并且在父权制话语下找到了“女强男弱”式婚姻关系的平衡与经营方式。不同于以往女性在婚姻中依附、顺从的形象,佟晨洁这一女性媒介形象呈现出清醒、独立、理性的全新向度。
3.情感符号化:共鸣与认同的达成
情感表达常常被视为是“复杂的、矛盾的、暧昧的、无序的”[7],但作为一档纪实类综艺,归于真人秀的根本,具象诉说、故事回忆无疑是节目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在一档离婚综艺中相对准确、恰当地表达出人物情感,无疑是复杂且极为关键的,这关系到这档节目是否有“爆点”,是否值得观众注意力倾斜。
有学者曾深入探讨过情感符号化这一命题,认为情感既是所指,又是能指;既是解释项,又是再现体;既是意义,又是符号。[8]总之,情感总归是贯穿意义生产过程始终的,并以叙述为主要方式。抽丝剥茧节目中的文本,每一层叙述都由情感元素的表达汇聚而成,等待观众挖掘其意义;每一个议题的提出,每一个矛盾的始末,都在有效利用情感的“可言说性”。如:朱雅琼每一次面对丈夫的漠视与冷漠时表现出的歇斯底里,呈现出渴望爱但爱长期缺位进而神经敏感的形象;佟晨洁对丈夫在有关喝酒、生子等家庭问题中表现出的“幼稚”,只能一次又一次叹气,她在感情抉择时的犹疑呈现出一种复杂的形象;郭柯宇面对前夫感情质问时的闪烁与逃避,呈现出她“爱无能”且不擅于处理感情的形象。她们每一次情感表达的背后都有其所指内涵:或是表达长期婚姻生活带来的压抑与无奈,或是离婚多年后对过往的释怀。节目中充斥着数不胜数的情感元素,其表达与呈现又是细腻且真实的,不停留于对女性向善向美形象的歌颂,而是尽力呈现她们在面对两性关系时性格上的缺口,媒介形象在这一建构过程中趋向立体多维化。因此,情感维度无疑成为构筑节目中女性媒介形象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观众就在无数符号、叙事搭建起的情感逻辑中进行各种编码,联系起虚拟的符号世界与真实的现实世界,进而获取共鸣与感悟。
“赋权”一词,提出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旨在为被社会偏见、歧视所“绑架”的弱势群体增权,转变其消极情境。在家长制和男权话语体系之中,女性无论在资源获取还是社会地位方面无疑都是弱势的一方。进入大众传媒时代,“赋权”渠道变多,电视节目即为其中一种。通过节目内容传达积极向上的价值观,成为女性新“传声筒”,还将许多女性的婚姻家庭问题从台后拉出来置于台前,得以形成公共讨论,甚至促成现实行动的改变。《再见爱人》节目话语背后便存在一定程度的“赋权”,体现在借助换喻力量达到普遍化传播、选择积极能指打破刻板印象及提供语境给予女性诉说空间3个方面。
(一)换喻的力量:助力普遍化传播
以节目中女嘉宾佟晨洁为例,正如第一部分初步形象所展示的那样,多层能指叠加勾勒出一位离异女性的画像,构成符号的第一层含义(直接意指)。但随着节目后期叙事的展开,佟晨洁在节目中展现出的形象,令清醒独立、成熟理性等含蓄意指转化到“佟晨洁的媒介形象”这一符号上,形成了新的媒介形象。为探讨符号普遍化传播这一过程,罗兰·巴特引入了“元语言”与“换喻”概念:“元语言”指构成符号所指意义另一个完整的意指组合,“换喻”指因符号所指事物存在某种“相关性”且在人们心中频繁出现而固定化,因而看到甲类现象就联想到乙类现象。借助于换喻,元语言将新的意义推而广之,二者合谋达成普遍化传播机制,从而将个别的、偶然的传播变成必然的、普遍的广泛事实。[9]51-52在这一转嫁过程中,便体现着媒介赋权。
当越来越多具备“清醒独立、成熟理性”含蓄意指的女性媒介形象通过换喻方式得到普遍化传播,就会形塑出当下女性积极一面的群像,受众也将不再关注既往消极女性媒介形象是怎样的,只会聚焦于当下从综艺节目这一中介所体验、获知到的新的符号意义,形成对女性形象的全新认知,这是元语言与换喻的力量,也是媒介建构现实的力量。
(二)能指的选择性:打破刻板印象
过去,《爱情保卫战》《非诚勿扰》等节目作为婚恋类综艺代表,在获得不俗收视的同时,难免存在物化女性,塑造性格歇斯底里、遇事不理性、拜金等单向度女性形象的问题,也不得不令人思考其背后女性媒介形象塑造的偏离。自2020年芒果TV推出现象级综艺《乘风破浪的姐姐》以来,“姐姐”这一女性媒介形象便跃入观众视野,“三十而骊”的口号更是巧妙迎合了中年女性观众的口味,但最终“姐姐”们一番厮杀、争夺出道位,成为被凝视的“女团”,还是落入了俗套。[10]可见,大多“她综艺”中的女性媒介形象总是在男性话语霸权下进行塑造的,许多综艺节目打着“女性向”旗号,却只是在既定局限的性别意识形态下戴着镣铐前行。
正如前文所述,《再见爱人》节目组在女性嘉宾的选择上体现了丰富性,“40+”面临离婚困境的女性,在节目中展现出的形象却不单单陷于可悲、凄惨、孤独等消极一面,而是拥有善良率真、敢爱敢恨、成熟理智等鲜明个性。节目中的女性媒介形象并未受社会偏见裹挟而选择性地呈现,而是多元化,更立体、客观、真实的建构。《再见爱人》中女性媒介形象借助具象化的性格呈现,将女性矛盾、纠结、摇摆的一面都描绘出来,为大众口中的女性气质一词增添了许多棱角。这亦启示女性媒介形象的建构过程要考量能指的选择性,“在不断涌现和消弭符号的现代社会中,符号的价值不在于数量,而在于表情达意的鲜明性、突出性、代表性……”[9]215过多有关女性形象的负面能指带来的必将是消极向度的所指内涵,会成为父权制话语体系下意义的附庸,亦会加剧社会认知层面对女性形象的刻板印象,终难逃固定性别意识形态的窠臼。
(三)语境的重要性:提供自述空间
在探讨意义生产的过程时,不可忽略语境对含蓄意指意义的重要性,学者隋岩[9]92认为,不同语境对符号含蓄意指意义做不同的“加权”。
在父权制文化语境之下,女性一直被视为男性附庸,为男性所属,自主性与自我表达空间长期受限,处于“失语”状态。同时,与之相伴的是在妻子、女儿、母亲等多个角色之间难以达到平衡的身份焦虑,面对有离异问题的女性群体的媒介叙事更是处于边缘位置,活在“他的”社会语境之下,“她的”语境长期处于弱势。因此,更多女性急需媒介提供更多自我叙述的空间,提供一个可以抒发情感、缓解焦虑的良好语境。
《再见爱人》节目中,佟晨洁与丈夫KK多次因为“谁在照顾谁”这个问题争执不下,丈夫KK认为自己不愿做饭是为了让妻子佟晨洁“有事可做”,而长期隐忍的佟晨洁终于在节目中释放情绪:“做人要领情,有的事情不是应该的,他觉得,我给他做饭,就是对我的一种恩赐吗?我赐你给我做饭,然后你会觉得很开心?”足够空白的且尚有余地的独白契机构织出一种“利她”型语境,赋予了女性相当程度的话语权,满足她们被倾听、被理解的渴望,展现她们内心真实的追逐、挣扎,再上升至释然、成长。
(一)把关能指:警惕偏见带来的符号异化
以往婚恋类综艺节目在塑造女性媒介形象时多会为了话题度、热度而营造戏剧性情节,攫取受众注意力以获得强劲的传播效果,将符号的传播价值、传播效用放在首要位置,而符号是否具有深度所指内涵,及所指内涵是否会构成偏见等考量就会置后。整体来看,文化工业体系下的综艺节目制作出来的女性媒介形象多偏负面,且与社会两性平等的进程脱节。大众媒介广泛影响力作用其中,使其传达的女性媒介形象日渐深入人心,带来的两性观念渗透进现有的社会观念之中,为父权制、家长制甚至男性霸权的价值观体系层层加码,可能会导致女性话语权削弱,社会地位进一步降低,在成为“第二性”过程中陷入身份焦虑。[10]因此,不应低估以综艺节目为代表的大众媒介的传播效果。媒介本身携带权力与既定意识形态,且作为构建拟态环境的重要一环,理应加强符号输出过程的层层把关。综艺节目制作应彻底清除只为引发话题而肆意滥用符号的沉疴积弊,避免更多符号异化现象的发生,在节目编排过程中应引入关照两性平等的视角,认真考量符号可能会带来的意义,避免引起争端,放大两性矛盾。
(二)搭建语境:婚姻中有关两性平等的检视
父权制是一种两性处于不平等地位的社会文化和制度。早在“男耕女织”时代,它就开始长期作用于两性生活的各个场域,尤其是婚姻、家庭这一私人领域时刻体现着这种畸形的权力关系。《再见爱人》中的男嘉宾都不同程度地显现着父权制思想残余,如男嘉宾KK就潜意识地将妻子佟晨洁置于次等地位,认为女性价值在于作为客体的存在,如做饭、生孩子等。于是,当佟晨洁提出不生孩子的主体性诉求时,无论理由多么充分都遭到了丈夫KK的排斥,他强烈要求佟晨洁始终保持她既有客体地位,因为女性对客体地位的抵制冲击到了他作为男性长期习得的价值观,甚至威胁到了他具备一定“霸权”属性的主体地位。
波伏娃曾在“婚姻”相关议题的讨论中提出了一种“主体间的交互作用”。她认为,每个个体都同时具有超越性和固有性的一面,婚姻是两个独立人的自由组合,在承认他人超越性的同时也应坚持自己的超越性,这样的交互作用才是真正爱情的模式,才能感受到自己“既是自我又是他者”。[3]754随着女性对平等地位的呼唤日趋强烈,过往婚姻制度出现松动,女性越发意识到婚姻关系中必须包含使其实现自我价值的空间。《再见爱人》呈现的女性媒介形象与行为亦是对此作出的揭示与应答,以更好地从“婚姻是相互关系”的角度启发观众。女性媒介形象建构过程理应吸纳这种变化,承载两性平等的价值观,在两性话题尖锐、两性对立话语泛滥的文化语境中,突出重围,搭建更积极且能容纳深度性别讨论的语境,给予社会更多有关两性平等的思考空间。
(三)走出神话:反乌托邦的叙事策略
学者尤施卡解读出早期西欧神话通过潜在二元论(即女人/男人、非理性的/理性的等)完成对性/性别符号系统的塑造[11],而在分析如何挑战这一本质对立的过程中,她以安吉拉·卡特的文学作品《英雄与恶棍》为例,认为应该采用一种“无情的怀疑主义的反乌托邦”[4]叙事策略。代入中国性别文化中,也有诸多启示。在“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传统秩序中,男性本位意识形态造就了一种“现实感”,中国本土文本叙事策略接受这种社会现实,形成了固定社会性别范畴下的叙事规范。但当下的社会现状却是越来越多女性拥有了强烈的主体意识,并积极与父权传统伦理抗衡,因此叙事策略上理应作出回应。“无情的怀疑主义反乌托邦”是一种颠覆,亦是一种推进。
落到实处,婚恋类综艺节目的叙事往往呈现出爱情的甜蜜美好和婚姻的纯洁神圣,女性形象往往是无私奉献的母亲、温柔体贴的妻子等,日渐构织出观众心目中的美好幻象与神话,但却遮蔽了女性在婚姻中面临的现实困境。平和温暖的乌托邦叙事固然重要,但走出舒适圈,真实反映“一地鸡毛”的去理想化叙事显得更为稀有且珍贵。
近年来,婚恋类综艺异军突起,《我家那闺女》《怦然再心动》《再见爱人》等节目虽深受大众欢迎,一再获得较高的关注度,但无法否认的是,这类综艺一季接一季如流水线般地产出,恐怕终难逃被诟病为“文化工业下产物”的宿命。此外,仍有一些问题需更多的批判性思考,比如《再见爱人》中嘉宾多为高收入人群,这一阶层体现出来的性别问题能否真实投射至多数女性的媒介形象?中国近年来离婚率居高不下,一档综艺节目在收视率和社会平均认知水平的共同作用下,能否准确表达女性主义的多层内涵?
虽然仍有需要改进之处,但瑕不掩瑜,现实世界中女性尚未解决的难题、尚未被正视的困境,透过节目能引起更多荧屏外观众的重视。正如《再见爱人》弹幕中关于“自私的母亲vs无私的母亲”的辩论,越来越多人开始与节目中女性嘉宾共情,逐渐消融了沟通壁垒,构筑起更大范围的女性“情感共同体”。这其中,女性意识觉醒并与相沿成习的诸多陈规抗衡,让大众看到了女性媒介形象建构与再阐释的潜力,便是“突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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