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蓝
蚕与马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种桑饲蚕的国家。在古代男耕女织的农业经济结构中，蚕桑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蚕神在中国民间有蚕女、马头娘、马明王、马明菩萨等称呼，为中国传说中的司蚕桑之神。汉朝以前，蚕已被神化，称其神曰“先蚕”，意指始为蚕桑之人神。东汉称“菀窳妇人，寓氏公主”，出处是《后汉书·礼仪志》注引《汉旧仪》。到北齐改祀黄帝，北周又改祀黄帝元妃西陵氏（即嫘祖），均见《隋书·礼仪志》。这都是官方祀典中所记的蚕神，并未被民间所完全接受。
历史上特异的马头娘事件，按照记载来看，应该发生在黄帝的曾孙高辛氏（帝喾）统领时期，大约在黄帝之后一百年左右。这个时代距今4000多年，当时位于成都平原的蜀地酋邦尚处于新石器时代。蜀地的很大面积当时远未解除水患威胁，即便先民来到平原周边山地居住、生产，对本地出产的苎麻予以纺织加工，成为蜀布纺织的工艺应该才刚刚开始形成，自然不大可能突然升级到工艺更为复杂的丝织品纺织。可见流风传闻之下，体现出人们都追求一种“越古越好”的先声夺人的理。
但在三星堆新一轮考古发掘中，最先在4号坑灰烬层一件青铜器旁的土样中发现长宽约3.8×3.1毫米的纺织品，经显微观察，明确其组织结构为平纹，结合酶联免疫分析结果，判定其材质为丝绸，这是首次在新一轮祭祀坑考古发掘中发现丝绸残留物。在接下来的考古发掘中，经过对土样和青铜器表面的显微观察，发现了丝绸痕迹。其中包括3、4、6、8号坑，都有丝绸残留物或能够佐证丝绸残留物存在的丝素蛋白信号。随后，又在3号坑大面具耳朵旁土样、8号坑青铜残片上找到了丝绸残留物，在6号坑木匣底部土样中检测到了丝素蛋白信号，也佐证了6号坑可能有过丝绸。8号坑的丝绸残留物，附着在一件青铜残片表面，其附着面积较大，长宽约1.8×0.8厘米，面积约91平方毫米，为平纹组织结构，是目前发现的最大的一块丝绸残留物。残片周边的土样也附着有丝绸残留物，且在其表面覆着一层致密的淡黄色涂层（郭建波、蔡秋彤《三星堆遗址丝绸残留物的发现及其考古学价值思考》，《中国文物报》2021年8月4日）。
自“其目纵，始称王”的第一代蜀王蚕丛始，蜀地自古为东方民族蚕桑肇始之地，乡间早有奉祀蚕神习俗。《太平广记》卷四百七十九《蚕女》，引唐人孙颜《原化传拾遗》记载说：“蚕女者，当高辛帝时，蜀地未立君长，无所统摄。其人聚族而居，递相侵噬。蚕女旧迹，今在（蜀）广汉，不知其姓氏。……今家（其冢）在什邡、绵竹、德阳三县界，每岁祈蚕者，四方云集，皆获灵应。宫观诸化，塑女子之像，披马皮，谓之马头娘，以祈蚕桑焉。稽圣赋曰：‘安有女，感彼死马，化为蚕虫，衣被天下是也。”这马头娘便是蚕神。这一神异的来历，恰与古蜀开明王的武都妃乃是男身（或者山精）变女一般，暗含有蜀地自古就有“越轨”的情致。
最早记录这一事件的，为三国吴张俨所作《太古蚕马记》，但一般学者疑是魏晋人所伪托。晋干宝《搜神记》卷十四的《太古蚕马记》载：
“太古之时，有大人远征，家无余人，唯有一女。牡马一匹，女亲养之。穷居幽处，思念其父，乃戏马曰：‘尔能为我迎得父还，吾将嫁汝。马既承此言，乃绝缰而去，径至父所。父见马惊喜因取而乘之。马望所自来，悲鸣不已。父曰：‘此马无事如此，我家得无有故乎？亟乘以归。为畜生有非常之情，故厚加刍养。马不肯食，每见女出入，辄喜怒奋击，如此非一。父怪之，密以问女。女具以告父，必为是故。父曰：‘勿言，恐辱家门。且莫出入。于是伏弩射杀之，暴皮于庭。父行，女与邻女与皮所戏，以足蹙（同蹴）之曰：‘汝是畜生，而欲娶人为妇耶？招此屠剥，如何自苦？言及未竟，马皮蹶然而起，卷女以行。……父还，求索，已出失之。后经数日，得于大树枝间，女及马皮，尽化为蚕，而绩于树上。其茧纶理厚大，异于常蚕。邻妇取而养之，其收数倍。因名其树曰桑。桑者，丧也。由斯百姓种之，今世所养是也。”
《尔雅翼》亦说：“蚕之状，喙呥呥类马。”著名历史学家任乃强《蚕丛考》认为，“马头娘故事者，唐人所造”。他进一步认为《太平广记》所记故事，系隋唐时之马明王为蚕神的传说与蜀人蚕丛故事的结合，它源于春秋战国时“蚕马同气”，到明清时蚕神与青衣神传说结合故又称之为青衣神。任乃强先生认定此乃青衣羌的祖说。甲骨文里有羌字，表示“卖丝的羌人”，是居于岷江河谷最早生产和经营蚕丝的人。（《蚕丛考》，载任乃强校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222—223页）
美女与马皮，变成了青衣神的出处，就是古蜀蚕丛时代“衣青衣”流传下来的神话，“蚕丛都蜀，衣青衣，教民蚕桑，则蜀可蚕”。历史学家谭继和在《古蜀文明与天府丝绸的起源》一文里指出：“蚕丛部族的兴起，充分说明西蜀是中华丝绸文明起源的摇篮之一。从历史文献看，黄帝部族与蜀山氏部族有密切的关系，两者均以养蚕治丝著称。黄帝嫘祖族后裔昌意、高阳氏颛顼集团与蜀山氏从昌僕淖子开始即世为婚姻联盟。”（《中华文化论坛》2017年4期，第29页）
此后，民间据此为之塑像，奉为蚕神。宋朝戴埴《鼠璞》卷下《蚕马同本》条指出：“唐《乘异集》载，蜀中寺观多塑女人披马皮，谓马头娘，以祈蚕。……俗谓蚕神为马明菩萨。”
这一故事的来源，似乎在《山海经·海外北经》中已可见蛛丝马迹：“欧丝之野，在大（支）踵东，一女子跪据树欧丝。”后在荀子的《蚕赋》中又有“身女好而头马首”的描绘，以至有了女子与马同体成蚕的传说流传开来，后世又把这位马头娘尊奉为蚕神，成为养蚕业的大神。
“欧丝之野，大踵东”，是说欧丝之野位于大踵以东。大踵是《山海经》里的国名，又名跂踵国，“跂踵国在拘缨东，其为人大，两足亦大。一曰大踵。”而欧丝的欧，我以为就是呕吐之意。比如马王堆汉墓帛书《阴阳十一脉灸经甲本》提到：“太阴脉……是动则病。上当走心，使腹胀，善噫，食欲欧……”所谓“食欲欧”，即吃了想吐。欧丝之野和一女子跪据树欧丝，西晋郭璞的注解是一清二楚的：“言噉桑而吐丝。”
张华《博物志》指出：“呕丝之野，有女子方跪，据树而呕丝，北海外也。”就是说，这个发生地已经距离蜀地较远了，且在“北海外也”。但故事的本源为什么在西北绕了一圈又回到了蜀地的广汉？这自然是一个“推原神话”，按照神话学大师袁珂之解，“推原”一词，“就是推寻事物本源的意思”。我以为，鉴于抵达成都平原西北边缘生活的古蜀族为颛顼之后裔，其族群与地望显得很重要。
《山海经·海内经》指出：“黄帝妻雷祖（嫘祖），生昌意。昌意降（处罚）处若水，生韩流。韩流擢首（头发很密），谨耳（意思是耳朵贴头，显得小心而机敏），人面，豕喙（猪嘴），麟身，渠股，豚趾。取淖子曰阿女，生帝颛顼。”这一段文字，大概是说，颛顼长相怪异的父亲，被贬去管理养猪场，这个地方就在若水（雅砻江）一带，当时叫司彘国，与朝云国相邻。韩流娶了湖边之女，叫阿女，遂生下颛顼。而颛顼二字，明显又与头颅的特异结构有关：头颅尖、扁而长，仿佛一把利斧，最后砍下了刑天的脑袋……
在《山海经》中，出现丝字的地方应该只有这一处。暗示这一地方已会从蚕茧抽取丝，利用丝做衣物，那就是西陵女嫘祖所在地岷山汶川一带。那么，可见马头娘也混合了当时百姓对嫘祖的崇拜。
至于古人认为蚕身柔婉而头似马，《周礼·注疏》卷三十《夏官·马质》郑玄引《蚕书》解释：“蚕为龙精，月直大火，则浴其种， 是蚕与马同气。”贾公彦注疏谓：“蚕与马同气者，以其俱取大火，是同气也。”这些解释，不过是根据结果反推原因。
“不伦”之典与天虫
“桑”，在蜀地发音里，丧也。
反观古时，在蜀中地界，尤其是川北、川南寺庙中，多塑有马头娘像，谈不上漂亮，至多端庄而已。在绵竹、德阳、什邡三县交界处还有马头娘墓。民国年间成书的《绵竹县志》卷十六“古迹”当中，提及绵竹城南四十八里，在观鱼场下石亭江东岸赵家嘴，有蚕女墓和蚕姑庙。虽然早已毁于战火，但遗址尚存，老人仍能回忆起当年蚕姑庙香火鼎盛时的状况。
那么问题就来了：蚕女与蚕姑，是两个神吗？
在广元的皇泽寺里，至今仍可见到清代遗存的马头娘石刻造像，图中一少女倚马沉思，似欲化而为蚕。即便到了清末民国时期，四川每临蚕季，远近善男信女，焚香许愿，顶礼膜拜，以祈蚕业安全，蚕茧丰收，至少要茧厚丝长。乡人虔诚，蚕女深情，十拜九叩，其祭祀场面感人至深。
在王谟所著《汉唐地理书抄》以及《蜀图经》等史料大同小异的记载里，引起我注意的是《太平广记》里的这一记载：“古蚕丛时，章、洛之墟，有女独居。其父远出，久不归家。畜一马，女慕父不已，一日对马戏言曰：‘汝寻父归，便嫁汝。马遂疾驰去，久之，驮其父归。自是马每见女咆哮，扑向其父，数挝之，女以前言告。父怒杀马，晒其皮于石上。女过言曰：‘汝畜也，欲人为妇，其死应然。忽风作，皮遂裹其女，飞树间，一夜化为蚕，遍及邻树，食叶吐茧丝，俱异寻常。”
清嘉庆年间王道和、纪大奎编撰《什邡县志》，也全文收录了这一记载。所谓“章、洛之墟”，就是指什邡县境内的章山、洛水之意，“章洛大地”后来成为了什邡县的代称。此地距离三星堆遗址很近。
也许后人觉得故事不是很合情理，他们特意进行了一点改动，主角由女儿变成了妻子。民国年间成书的《绵竹县志》中，记载的情结就日趋合理：“昔帝高辛时，蜀无君长。有人为邻境所掠者，其妻誓曰：‘能还吾夫，即以妻女。……”看起来，无论是在什邡、广汉还是绵竹，这个“人兽之恋”的铺排仪式俨然已准备充分。
应该注意，这个故事包含了两个连环套的情爱叙事。起因是家里男人走失之后，“其妻誓曰，能还吾夫，即以妻女。”在紧急时刻，家里的马挺身而出成为“勇夫”，努力完成了这一桩“寻夫”事件。从逻辑上着眼，马并没有错，但女儿事后戏弄马的那一番话就厉害了：“汝畜也！欲人为妇，其死应然。”这固然提升到伦理的凌然高度来俯视畜界妄念，在人伦立场上看，女儿也是对的。但更有一种“言必信，行必果”的人间正义，那就是一种顶天立地的承诺，峭拔这一切之上。很显然，无论是被救者，还是发誓者、旁观者，不但没有遵守最基本的道义，他们食言之后，还操起了灭口的屠刀。
可见，道理是跟随处境而变化的，所谓的道理可以如面条般柔软。那些自说自话的道理，往往成为了大众的堂皇遁词。司马迁推崇孔子语境里那种“言必信，行必果”的侠义之士，聂政、荆轲、高渐离之辈，自然就成为了后世聪明人语境里的傻帽。
毕竟《孟子·离娄下》也说过：“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这就逐渐成为了钱谦益之类的“士”，支撑自己理直气壮活下去的脊梁骨了。
列位看官要注意，我从没有说女子就应该嫁给马！我的意思是说，如果是一个义人，不该出口的誓言，那么一个字也不能乱吐。万不能像蚕一样，最后作茧自缚。
反过来看，在桑蚕的发展史里绞缠着这样的一段情史，为什么竟然有如此“不伦”的典故，充作天虫的美丽肇始呢？剪不断、理还乱，真值得深思。
马头娘与三眼神
明代李贤、彭时等撰修的地理总志《大明一统志》认为：“蚕丛氏，初为蜀侯，后称蜀王，教民蚕桑。”蚕丛教民养蚕，十分相似的是后稷教民稼穑，蜀地杜宇教民务农。但奇妙的是蚕丛慢慢被嫘祖取代了，成为蜀地的蚕神。也许女性与蚕的关系更为密切吧。
自古就有单目、横目、纵目之眼的种属分类学。单目为巨人，横目为常人，纵目为神。
更值得关注的还在于，为什么迄今为止，关于马头娘事件的确凿地望，仅仅是在四川的什邡、绵竹、德阳三县之界？
巴蜀文化里，巫术的纵目神有4个鲜明特点：
一是对纵目三眼神的根性崇拜;
二是驱鬼除魔、降神附体的巫术;
三是追求长生不老的仙道氛围;
四是古蜀之神，特异的头颅造型与眼睛，一直是反复被记录的个案。
需要提出的是，晋代蜀人常璩《华阳国志·蜀志》指出：“有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死后作石棺石椁，国人从之，故俗以石棺椁为纵目人冢也。”南宋学者罗泌以为蚕丛这一种族为蜀山氏，而这种“纵目人”也作“直目人”，可远溯至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青铜人面或人像，其额面正中都有第三只纵立的眼睛，则蚕丛之纵目历史当亦随之提前。至于三星堆遗址里那种双目长长凸出的面具，我以为是青铜的制作者们，已经完全误解了“纵目”的本意。
学术大家饶宗颐在《四川纵目人传说与殷代西南地名——解开卜辞奇字“囗”之谜》一文中，考证了卜辞中一个从来不识的非常诡异的奇字，并与三星堆出土的铜人做比较，进一步探讨了殷代西南的地名和族属，头部双目并置，下部为大字，意思就是“蚕丛纵目，王瞿上”之“瞿”字（《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4年2期，第30页）。《诗经》上说：“如蛮如髦，我是用忧。”鉴于甲骨文无蔓字，以曼通蔓。饶宗颐慧眼巨识，在同一篇文章里指出，髦可读为“蔓（加包耳旁）”，蔓（加包耳旁）城，《说文·邑部》：“蔓（加包耳旁），蜀广汉郡”，指的恰是三星堆。
《齐民要术》有提到：“蔓广则歧多，歧多则饶子。”可知“蔓”字本义指蔓生植物的枝茎。木本曰藤，草本曰蔓。说明那时的蜀地，水泽密布，藤蔓遍地，宛然是梦郭、樊乡！
其实，这一个奇特的甲骨文字，在现存出土的巴蜀图语（存于雅安市博物馆的巴蜀铜章系列）里，也有高度近似的写法。如果这一字的考据无误，那么，可谓是找到了进一步解开蜀地古史的密钥。
马头娘的三眼，是否暗示了纵目神的文化遗存呢？
极有可能！
青衣神蚕丛氏的庙、黄帝妻马头娘的蚕神庙，遍布于蜀中各地，这些神，造像大都是三眼、中央者为纵目，俗谓“开天眼”。马首人形的马头娘传入中原当很早，所以《荀子》说：“此夫身女而马首者与。”蜀中土著的诸神及氐羌系诸神的额头中央，都有纵目，故屈原《楚辞·大招》歌云：“魂乎无西，西方流沙。漭洋洋只，豕首纵目。被髪鬟只……魂乎无西，多害伤只。”此处“豕首纵目”，与《山海经·海内经》所记载的黄帝之孙韩流的长相，完全一致。
考古学家卫聚贤注意到，光绪三十年（1904年）左右，在成都有人看见二十几个三眼人，从西藏到北京去朝贡，路过成都，被人围观。详察正中额上的一只眼，并非真的眼睛，系幼时以刀划其额为一直孔，含以黑珠。长大了，珠含肉内，肉缝裂开，恰似纵立着一只眼睛。（《说文月刊》3卷9期，卫聚贤《二郎》）
这种纵目现象并不局限于蜀地，浙江海宁县蚕乡信仰的“蚕花五圣”神像，为男性，盘膝端坐，有三眼，中间一眼为纵目。六手，上举的两手各擎日和月，中间两手所持物，是否为丝束及卷帛不能肯定，下面两手捧蚕茧。（顾希佳《东南蚕桑文化》，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第103页）
这足以看到不同地缘、不同族群、不同文化对“纵目”的理解。所谓太阳，在古蜀人眼里，那不过是天空的一只眼睛。而“太阳神鸟”金箔，不过是古蜀人对于天空之眼的崇拜法器。
在汉代的蜀地，对三眼神的崇拜仍在放大，比如影响力深远的五斗米道的方相氏神，就是对古蜀三眼神崇拜的承袭及流觞。有学者指出：“三眼神在巴蜀地区受到民间广泛的信仰，蜀人的祖先人皇、蚕丛、主大帝、青衣神、斗姆、马王及炳灵等皆为三眼神，随后大量的三眼神被纳入道教神系中，现存青城山的隋代张道陵石像同样为三眼形象。操蛇神怪所表达的亦是对三眼神的崇拜，其额头正中多有一圆形（角状）饰物。过去未有学者对此物进行讨论，考虑到巴蜀地区流传悠久、广泛的三眼神信仰，以及前述操蛇神怪分布地点与早期道教二十四治之关系，笔者认为‘操蛇神怪可能反映了巴蜀地区三眼神崇拜的宗教信仰。”（张媛《巴蜀墓葬中的“操蛇神怪”与早期道教》，《华夏考古》 2021 年第 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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