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传忠 李泽浩
[摘 要：现阶段，通过数字化转型提升ESG表现已成为企业提升竞争力、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策略选择。文章基于2011—2021年我国沪深两市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实证考察企业数字化转型对ESG表现的影响效应与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对ESG表现具有显著正向效应，且这一结论在进行多项内生性处理和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
企业数字化转型主要通过提升企业绿色创新绩效、抑制管理者短视行为及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三条途径提升ESG表现；
分析师关注和媒体关注强化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ESG表现的促进作用；
基于所有权性质、要素密集度及规模等级的不同，企业数字化转型对ESG表现的影响具有显著异质性。研究结论可为企业推进数字化转型、提升ESG表现提供相应对策建议。
关键词：企业数字化转型；
ESG表现；
绿色创新绩效；
管理者短视；
资源配置效率；
分析师关注；
媒体关注
中图分类号：X322；
F49；
F425；
F832.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097（2024）07-0091-12 ]
A Study on the Impact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n Corporate ESG Performance
DU Chuanzhonga， LI Zehaob
（a. Institute of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b. School of Economics，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1， China）
Abstract：
At present， enhancing ESG performance through digital transformation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strategic choice for enterprises to improve competitiveness and achiev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is paper empirically examines the impact and mechanism of corporat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n ESG performance based on data from A-share listed manufacturing companies in the Shanghai and Shenzhen stock markets between 2011 and 2021. Research findings：
Corporat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 on ESG performance， and this conclusion remains valid after conducting various endogeneity tests and robustness checks. Corporat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primarily improves ESG performance through three pathways：
enhancing green innovation performance， restraining managerial shortsightedness behavior， and improving resource allocation efficiency. Analyst attention and media attention strengthen the promoting effect of corporat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n ESG performance. Furthermore， corporat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has significant heterogeneity in its impact on ESG performance based on ownership nature， factor intensity， and scale level. The conclusions of this paper provide a comprehensive set of strategies for enterprises to promot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nd enhance ESG performance.
Key words：corporat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ESG performance; green innovation performance; managerial shortsightedness; resource allocation efficiency; analyst attention; media attention
一、引言及文献综述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要“坚持可持续发展”“坚定不移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这一方向的确定旨在推动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协同发展，为企业结构优化和转型升级提供了根本准则。与此同时，可持续发展引致的社会责任要求也在重塑企业经营理念（谢红军和吕雪，2022）［1］。高质量发展阶段，企业在提升生产效率、推动管理创新等促进自身发展的同时，也需关注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而ESG表现作为绿色投资与负责任投资理念的延伸和丰富，恰好成为评估企业可持续性和社会责任的重要指标（邱牧远和殷红，2019）［2］。在我国绿色发展及“双碳”目标深入推进的背景下，社会对可持续发展的关注日益增强，ESG表现已成为投资者和融资机构的重要考虑因素，企业亟须提升ESG表现来构建新的竞争优势。因此，如何提升ESG表现已成为当下企业的重要议题。
在新一轮产业革命推动下，企业数字化转型成为我国增强企业竞争力、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着力点。在当前经济增长放缓、全球贸易局势紧张以及全球科技竞争加剧的环境下，中国企业亟须寻求变革和创新，通过数字化转型提升发展质量（赵宸宇等，2021）［3］。相关研究表明，数字化重塑了企业业务模式、改变了传统的经营模式并促进了商业模式创新和客户价值创造（Matarazzo等，2021）［4］，使其能够更好地应对环境挑战、创造社会价值并加强公司治理，成为企业参与竞争的重要策略选择（王双进等，2022）［5］。那么，数字化在推动企业转型升级的同时，能否提升企业ESG表现从而实现企业可持续发展呢？理论上来说，以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和区块链等为代表的数字信息技术为企业提升ESG表现提供了技术支撑（胡洁等，2023）［6］，企业数字化转型不仅有助于推动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还能提升企业治理水平，为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和长期价值创造奠定坚实基础。但引入数字技术的同时也伴随风险和不确定性（王俊豪和周晟佳，2021）［7］，企业数字化转型也可能造成企业原有系统的震荡，导致企业整体系统性失调（戚聿东和蔡呈伟，2020）［8］，不利于企业可持续发展。由此可知，企业数字化转型与ESG表现之间的具体关系有待深究。因此，本文致力于研究企业数字化转型对ESG表现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以期为我国企业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依据与经验证据。
进入数字经济时代以来，企业数字化转型成为推动企业ESG表现的关键影响因素。已有研究分别基于合法性理论和信息不对称理论（王运陈等，2023）［9］、企业研发投入（曾光等，2023）［10］以及可持续发展目标（白福萍等，2023）［11］，考察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ESG表现的作用，有学者指出企业数字化转型对ESG表现有促进作用（张永冀等，2023）［12］，也有学者持相反观点，认为企业数字化转型对ESG表现同时存在正负两方面的影响，企业数字化转型与ESG表现之间呈显著的“倒U”型关系（王应欢和郭永祯，2023）［13］。可以看出，学界虽然从多个方面考察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ESG表现的影响，但仍存在以下三个问题有待进一步研究。首先，基于研究视角的不同，学者们关于企业数字化转型对ESG表现的影响效应的结论截然相反，因此对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有待进一步识别。其次，针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对ESG表现具体作用路径的研究较少，相关文献侧重于分析数字技术对环境指标的影响，缺少基于ESG内涵的系统性机制分析。最后，学界主要从企业内在特征考察企业数字化转型与ESG表现之间的关系，普遍忽视了外部环境变量对两者关系的影响。实际上，分析师关注和媒体关注能够发挥声誉机制和监督机制作用，对企业可持续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因此，有必要针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对ESG表现的影响展开进一步研究，为揭露两者之间的影响效应与作用机制提供新的经验证据。
基于此，本文选取2011—2021年我国沪深两市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为研究样本，探究企业数字化转型对ESG表现的影响效应与作用机制。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在于：①研究视角上，本文从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视角出发，探究了企业提升ESG表现的内在动力，为企业提升价值、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新视角，为ESG影响因素研究进行了重要补充。②研究内容上，本文从企业ESG表现的内涵着手，分析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ESG表现可能存在的作用机制，并进一步考察了分析师关注和媒体关注作用于企业数字化转型对ESG表现的调节效应，不仅丰富了数字化转型对ESG表现影响机制分析的相关文献，还扩展了企业数字化转型与ESG表现之间关系的研究视角。③研究发现上，本文的研究结论为企业数字化转型促进企业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新证据，为我国政府在数字经济时代积极发挥引导作用、推动企业进行绿色转型升级具有实践意义，对企业加快构建数字化体系和ESG双重优势具有现实价值。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企业数字化转型对ESG表现的直接影响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企业不再仅仅强调传统企业理论所倡导的股东价值最大化，而是选择与包括员工、客户、供应商、社区及政府在内的利益相关者共同努力，实现多赢目标，而这恰恰是ESG的内涵所在。企业数字化转型就是企业利用数字技术提高管理效率与生产力，并最终提高利益相关者利益的过程。在数字化转型的背景下，企业迎来了促进自身发展的历史性机遇（倪克金和刘修岩，2021）［14］。数字化转型能够引导企业以更系统、更全面的视角看待内外部利益相关者，将“共创”理念融入企业运营体系，使ESG责任观念从以往的成本约束和外部监管转变为主动响应，从而实现价值创造（杜晶晶等，2020）［15］。
从实践上看，ESG表现改善不仅能够增强企业的品牌声誉和公众信任，还能够降低环境和社会风险，为企业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李增福和冯柳华，2022）［16］。一方面，在数字化技术的支持下，企业数字化转型推动了企业的服务化转型，强化了企业对产品质量、品牌形象和外部声誉的重视，从而提升了企业在环境和社会责任方面的表现（赵宸宇，2022）［17］；
另一方面，企业数字化转型也引发了市场要素、组织架构和价值创造的系统性变革，从而促使企业内部治理结构发生变革（肖静华等，2021）［18］。数字化转型使企业突破传统供应链边界，并创造更大的经济效益，使企业内部管理更加高效，推动公司治理体系的优化和升级。综上所述，数字化技术为企业提升ESG表现提供了相应的技术支持与现实路径。企业能够利用自身积累形成的数字资源和数字技术，调动资源在各部门之间的分配，并开发新的数字资源，从而提升企业在环境、社会和治理三方面的表现。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假设1。
H1：企业数字化转型有助于提升ESG表现。
（二）企业数字化转型对ESG表现的间接影响
依据资源基础理论，企业的核心竞争能力来源于其拥有的独特、有限和难以模仿的资源，数字化转型则为企业创造了新的机会和渠道。企业可以利用信息技术、数字化平台和大数据分析等工具来获取、整合和利用资源，使企业能够更好地检测、评估和管理环境影响，从而提升绿色创新绩效。一方面，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通过数字技术及时获取前沿绿色技术和市场需求等关键信息，优化创新流程，加快研发进程，实现绿色创新绩效的提升（刘畅等，2023）［19］；
另一方面，数字化转型有利于加快企业绿色创新进程，提升企业技术整合能力，加速绿色创新要素的供给与配置，实现精准排污治理（张泽南等，2023）［20］。因此，数字化转型可以通过数字化技术的应用，促进企业研发并应用绿色技术，减少污染负外部性的产生，提高企业绿色创新绩效。而企业通过绿色创新绩效的提升，可以改善公司环境及治理表现（林辉和李唐蓉，2023）［21］，促进企业流程的绿色生态化和可持续性，从而提升企业ESG表现（王珮等，2021）［22］。据此，本文提出假设2。
H2：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通过改进企业绿色创新绩效提升ESG表现。
企业数字化转型是一种综合的战略行为，它旨在使企业在全局范围内实现战略目标，并通过持续的决策和实施过程来适应未来发展（蓝海林，2015）［23］。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抑制管理者的短视行为，促使其更加注重企业长期发展和ESG表现。一方面，企业数字化转型带来的数据分析能力将为企业提供更加全面、准确的信息（武常岐等，2022）［24］，这使管理者能够更全面、实时地掌握市场动态、客户需求和竞争态势，从而降低管理者因信息不足而导致的短视风险。与此同时，通过数字化转型引入自动化、智能化的决策支持系统和工具，企业决策过程将更多基于数据量化分析，这将抑制管理者短视行为，促使其更加关注企业长期利益，从而有助于提升企业ESG表现。另一方面，企业数字化转型将发挥利益相关者的监督作用。数字技术带来企业透明度的提升，利益相关者能够从数字平台轻易获得企业财务状况和社会责任履行等方面的信息，便于其监督企业行为，这将倒逼管理者增强自身责任感，减少短视行为，更加关注企业ESG表现。由此，本文提出假设3。
H3：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通过抑制管理者短视行为提升ESG表现。
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优化资源配置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通过智能化技术的应用、跨部门的协作以及信息的快速传递，数字化转型能够有效提高企业资源配置效率，进而提升其ESG表现。一方面，数字技术具有广泛的连接、交互、理解和融合能力，能够简化数据信息的搜集、传输和分析过程，实现企业管理的可视化和经营决策的智能化，有效降低企业在信息搜寻、监管和交易等方面的成本，进而提高企业资源配置效率。另一方面，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打破企业上下游及企业内部之间的信息传播壁垒，促进信息资源的集成和共享，使企业在决策制定过程中能够更全面、准确地获得所需信息，从而降低决策失误的风险。此外，通过数字化技术，企业可以更好地了解资源的供需情况，优化生产流程和供应链管理，从而实现资源的高效利用并防止资源错配（李瑞茜，2023）［25］。因此，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智能化技术应用和快速信息传递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而企业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将促进企业节能减排、提高员工工作效率和企业运营管理效率，促使企业更加高效地践行ESG理念，为ESG表现的提升提供有力支持。由此，本文提出假设4。
H4：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通过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提升ESG表现。
企业数字化转型对ESG表现的作用机制如图1所示。
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本文以2011—2021年我国沪深两市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为研究样本进行实证检验，并对样本进行了一系列处理：①剔除研究期间ST、*ST的公司样本；
②剔除研究期间进行IPO以及连续亏损的公司样本；
③对所有连续变量进行1%至99%的缩尾处理。本文企业层面初始数据来源于CSMAR数据库，企业ESG表现数据来自彭博ESG评级体系，企业数字化转型数据由挖掘制造业上市公司年报文本得到，相关年报来自上交所和深交所官方网站。
（二）变量说明及描述性统计
1. 被解释变量：ESG表现（Esg）
本文参考徐祥兵等（2023）［26］的研究，采用彭博ESG综合评分指数作为被解释变量原始数据。相较于其他评级机构ESG评分，彭博ESG综合评分指数具有以下几个突出优点：①彭博ESG评级具有综合性。ESG评级使用了大量数据，包括财务报表、环境披露、新闻报道以及政府文件等，能够综合评估企业的ESG表现。②彭博ESG评级采用量化评估。该评级方法采用算法和模型对不同的ESG指标进行分析和加权，能够得到更准确和可比较的评级结果。③彭博ESG评级方法相对透明。彭博社对评级方法和数据来源进行了公开，并提供了行业与对标企业的比较，保证了评级的客观与公正。
2. 核心解释变量：企业数字化转型（Dcg）
本文参考吴非等（2021）［27］的测算方法，首先从人工智能技术、云计算技术、大数据技术、区块链技术及数字技术运用五个方面归纳整理出数字化特征词；
其次，运用Python对特征词进行搜索匹配并进行词频统计；
最后，以每家企业的特征词词频总和来衡量该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
3. 控制变量
为提高研究精度与准确性，同时避免遗漏变量，本文参考王禹等（2022）［28］、陈晓珊和刘洪铎（2023）［29］的研究，引入一系列可能影响ESG表现的控制变量，包括公司资金规模（Size）、总资产净利润率（Roa）、上市年限（Listage）、托宾Q值（Tobinq）、独立董事比例（Indep）、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Top1）、大股东资金占用（Occupy）以及董事人数（Board）。
各变量定义及描述性统计见表1所列。
（三）实证策略
本文旨在考察企业数字化转型对ESG表现的影响，依据假设1，构建如下基准回归模型：
[Esgi，t=α0+α1Dcgi，t+αj∑controlsi，t+λf+λt+εi，t] （1）
其中：i、t分别为企业和年份；
[Esgi，t]为企业的ESG表现；
[Dcgi，t]为企业数字化转型；
[controlsi，t]为一系列控制变量；
[λf]、[λt]分别为企业固定效应和年份固定效应；
[εi，t]为残差项；
[α1]为本文重点关注的参数，反映企业数字化转型对ESG表现的影响程度。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基准回归结果
在进行因果关系考察时，固定效应往往会影响模型的回归系数及标准误，控制效应的不同也许会导致不一致的结果（李小平等，2023）［30］。因此，本文分别控制不同效应来验证本文的理论假设，具体基准回归估计结果见表2所列。其中，第（1）列展示了未引入任何控制变量的双向固定效应回归结果，第（2）列和第（3）列分别加入了控制变量，并通过引入年份固定效应和企业固定效应进行单向控制，第（4）列展示了加入控制变量后的双向固定效应的回归结果。
可以看出，在四种回归策略下，企业数字化转型对ESG表现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为正，这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确促进了ESG表现，由此，H1得到验证。其经济解释在于，企业能够通过数字化转型，利用所具备的数字资源与技术提高管理效率和生产力，优化资源配置，从而提升企业在环境、社会及治理方面的综合表现。
（二）内生性处理
1. 外生政策冲击
鉴于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水平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其所在城市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以及数字基础设施的完善程度，因此，基准回归检验结果可能会存在互为因果而导致的内生性问题。为进一步解决反向因果关系问题，本文使用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政策冲击作为准自然实验来缓解本文的内生性问题。具体地，本文参考袁航和朱承亮（2018）［31］的做法，构建多期DID模型进行回归检验，回归模型如下：
[Esgi，t=γ0+γ1Treati，p×Postt+γj∑controlsi，t+λf+λt+εi，t] （2）
其中：[Treati，t×Postt]为DID变量；
[Treat]为政策虚拟变量，若该企业所在地为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试点城市，则赋值为1，否则为0；
[Post]为时间虚拟变量，若该企业所在城市在第t年被选为试点城市，则t年及以后年份赋值为1，否则为0。
多期DID模型的回归结果以及平行趋势检验结果见表3所列。其中，第（1）列展示了未引入任何控制变量的DID回归结果，第（2）列展示了在加入控制变量后的DID回归结果，第（3）列和第（4）列则分别是未引入控制变量和引入控制变量后的平行趋势检验结果。
可以看出，变量[Treati，t×Postt]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相比于未受政策影响的企业，因政策冲击而加快数字化转型的企业的ESG表现显著提升，即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的建设能够促进企业ESG表现，且在政策出台前五期，企业的ESG表现没有受到显著影响，即在政策冲击前，试点城市企业与非试点城市企业在ESG表现上不存在显著差异，这表明本文双重差分结果通过了平行趋势检验。
2. 工具变量法
为进一步缓解基准回归中可能存在的内生性，本文参考赵奎等（2021）［32］的研究，分别构建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工具变量。首先，使用制造业两位数代码行业第一年（2011年）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样本平均值作为初始份额，以全行业数字化的年增长率作为整体增长率，将两项相乘得到Bartik工具变量。其合理性在于，利用初始时期的外生变量份额和总体增长率模拟出历年的估计值，模拟出的估计值与残差项不相关，但与实际值高度相关，满足了工具变量法外生性和相关性的要求。其次，采用公司百度指数作为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工具变量。具体地，以用户搜索该公司股票简称和股票代码频率总和的自然对数衡量公司百度指数（俞庆进和张兵，2012）［33］。这样做的原因在于，公司百度指数与企业数字化转型高度相关，满足相关性。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程度可能会影响用户对企业相关信息的搜索频率，从而导致公司百度指数的变化。且公司百度指数多是由外部因素（如市场需求、用户行为等）所引起的，因此，其与模型残差项不相关，满足外生性要求。
工具变量法的回归结果见表4所列。其中，第（1）列、第（2）列展示了以Bartik工具变量作为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一阶段和二阶段回归结果，第（3）列、第（4）列报告了以百度搜索频率作为企业数字化转型工具变量的一阶段、二阶段回归结果。回归结果与基准回归结果保持一致，即企业数字化转型显著提升了ESG表现，且依据Anderson canon. corr. LM统计量以及Cragg-Donald Wald F统计量可以看出，工具变量回归结果分别通过了识别不足与弱工具变量检验。因此，工具变量回归结果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对ESG表现的确存在正向促进作用。
（三）稳健性检验
为增强研究结论的可靠性，本文进一步从以下七个方面进行稳健性检验：第一，将被解释变量替换为MSCI的ESG指数。MSCI的ESG指数是以环境、社会和治理因素为基础构建的指数，强调企业的可持续性表现，已成为国际公认的主流ESG指数。第二，替换核心解释变量。数字化转型是企业在运营和管理层面通过广泛应用数字技术，以实现业务流程的优化、管理组织的创新和价值增值的过程。因此，本文借鉴张永珅等（2021）［34］的研究，采用年末无形资产明细项中与数字化转型相关部分占无形资产总额的比例来度量企业数字化转型水平。第三，鉴于企业数字化转型对ESG表现的影响可能存在滞后效应，本文对被解释变量滞后一期进行回归分析。第四，排除其他影响。本文样本数据时限涵盖了2011—2021年，考虑该期间我国五年规划政策对经济和企业发展的影响，这一时期的数据可能受到该政策的影响，为了避免政策因素对研究结果的潜在干扰，本文以省级五年规划为文本，构建五年规划虚拟变量加入回归方程。第五，进一步控制城市特征因素。考虑企业ESG表现可能会受到城市特征因素的影响，即城市环境、社会情况与治理框架等都可能在不同程度上塑造和影响企业ESG表现，因此，本文进一步控制城市固定效应进行回归分析。第六，将回归标准误在4位码行业进行聚类调整。不同行业间存在不同特征，可能会导致企业数字化转型对ESG表现的影响在不同行业间存在差异。因此，本文将上市公司按行业聚类进行回归。第七，增大样本量。本文进一步扩大样本数据区间，将数据扩展至2022年，在更大样本下检验企业数字化转型对ESG表现的影响。以上稳健性检验结果中，企业数字化转型对ESG表现的影响系数均显著为正，表明了本文基准回归结果的可靠性。由于受篇幅限制，稳健性检验的回归结果留存备索。
五、进一步分析
（一）影响机制检验
在前文研究假设部分，本文提出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影响ESG表现的三条可能途径，这里将对H2、H3及H4进行验证，即验证企业数字化转型是否通过改进企业绿色创新绩效、抑制管理者短视行为以及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三条途径影响ESG表现。考虑上述机制变量可能与被解释变量即ESG表现之间存在反向因果关系，本文参考马茜等（2022）［35］的研究，运用IV-2SLS方法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影响ESG表现的路径进行讨论。模型设定如下：
[Mi，t=λ0+λ1Dcgi，t+λj∑controlsi，t+λf+λt+εi，t] （3）
[Esgi，t= β0+β1Mi，t+βj∑controlsi，t+λf+λt+εi，t] （4）
其中，[Mi，t]为中介变量，分别代表企业绿色创新绩效（greeninno）、管理者短视行为（myopia）以及资源配置效率（allocate），控制变量与式（1）保持一致。式（3）中，系数[λ1]刻画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机制变量的影响效应，式（4）中，系数[β1]反映了机制变量对ESG表现的影响效应。
1. 企业绿色创新绩效机制检验
为更好地反映企业在可持续创新领域中所获得的经济效益和资源利用效果，揭示企业在绿色创新方面的有效性，本文依照权小锋和尹洪英（2017）［36］的研究思路，采用绿色创新投入与绿色创新产出之比来衡量企业绿色创新绩效（greeninno）。其中，绿色创新投入用上市公司年度研发支出来代替，创新产出则用上市公司绿色发明专利、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专利的总申请量加1取对数来表示。考虑企业绿色创新绩效与ESG表现之间可能存在反向因果关系，本文进一步引入上市公司附近金融机构数量作为企业绿色创新绩效的工具变量。如此考虑的原因是，上市公司附近金融机构数量与企业绿色创新绩效高度相关，上市公司附近金融机构数量越多，企业越容易获得绿色金融贷款，从而促进绿色创新绩效提升，且上市公司附近金融机构数量与ESG表现并不直接相关，能够较好地满足工具变量的相关性与外生性。具体来说，本文依据企业所在经纬度，结合银保监会所公布的金融机构地址，计算企业5公里内的金融机构数量作为企业绿色创新绩效的工具变量。
企业绿色创新绩效机制检验结果见表5第（1）至第（3）列所列。其中，第（1）列展示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绿色创新绩效的回归结果，第（2）列、第（3）列展示了上市公司附近金融机构数量作为企业绿色创新绩效工具变量的两阶段回归结果。依据表5检验结果可以看出，企业数字化转型与企业绿色创新绩效呈正相关，企业绿色创新绩效与ESG表现呈正相关。iv1与企业绿色创新绩效呈负相关，且依据Anderson canon. corr. LM统计量以及Cragg-Donald Wald F统计量可以看出，工具变量回归结果分别通过了识别不足与弱工具变量检验。以上结果表明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影响ESG表现的一条作用机制，即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改进绿色创新绩效提升了企业ESG表现。这主要是因为，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优化创新流程和加速绿色创新要素的供给与配置，提升了企业绿色创新绩效，使企业能够更好地改善公司环境及治理表现，从而提升ESG表现。由此，H2得到验证。
2. 管理者短视行为机制检验
由于上市公司年报MD&A中披露的“短期视域”词汇能够直接获得管理者对公司业务、战略和未来计划的观点和态度，本文参考胡楠等（2021）［37］的计算方法，采用词典法计算上市公司年报中有关“短期视域”词汇总词频，以该词频总数与MD&A总词频之比并乘以100得到的指标作为管理者短视行为（myopia）的替代指标。进一步地，本文参考周绍妮等（2017）［38］的研究，构建短期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作为管理者短视行为变量的工具变量。原因在于，短期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与管理者短视行为密切相关，短期机构投资者更关注企业即时利润与回报，短期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往往与管理者短视决策呈正相关，且ESG因素通常是企业长期性、可持续性的表现，机构投资者持股的短期性质会限制其对企业ESG表现的影响。因此，短期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对企业ESG表现影响有限，满足相关性与外生性。
管理者短视行为机制检验结果见表5第（4）至第（6）列所列。其中，第（4）列展示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管理者短视行为的回归结果，第（5）列、第（6）列展示了短期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作为管理者短视行为工具变量的两阶段回归结果。依据表5估计结果可以看出，企业数字化转型与管理者短视行为呈负相关，管理者短视行为与企业ESG表现呈负相关，且工具变量回归结果通过了识别不足与弱工具变量检验。这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抑制管理者短视行为提升了ESG表现。这是因为，数字化转型提高了企业收集和分析大数据的能力，从而使管理者能够获得全面、准确的信息。同时，数字化平台的运用降低了企业与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从而抑制管理者短视行为，使其更好地了解企业的ESG绩效和市场趋势，继而提升ESG表现。由此，H3得到验证。
3. 资源配置效率机制检验
由于企业资本结构偏离度综合考虑了企业的资本组成、财务结构、债务与股权比例等多个因素，既能够反映企业在资源配置方面的整体效率，又能够反映企业对长期规划和资本配置的关注程度，因此，本文参考张博等（2021）［39］的研究，采用企业资本结构偏离度来衡量企业资源配置效率（allocate）。同样，本文进一步构建资源配置效率的工具变量，先使用两位数代码将其行业第一年（2011年）资源配置效率的样本均值作为初始份额，然后以全行业资源配置效率的年增长率作为整体增长率，两项相乘得到资源配置效率的Bartik工具变量。其合理性在于，行业平均资源配置效率与企业资源配置效率存在相关性，因为企业的资源配置通常受所在行业的约束，且行业平均资源配置效率是外生的，并不会直接影响ESG表现，满足工具变量法所要求的相关性与外生性。
资源配置效率机制检验结果见表5第（7）至第（9）列所列。其中，第（7）列展示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资源配置效率的回归结果，第（8）列、第（9）列展示了Bartik工具变量法的两阶段回归结果。依据表5估计结果可以看出，企业数字化转型与资源配置效率呈正相关，资源配置效率与企业ESG表现呈正相关，且工具变量回归结果通过了识别不足与弱工具变量检验。这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提升了ESG表现。这意味着，数字技术优化了企业生产流程和供应链管理，实现资源的高效利用和错配改善，从而提升资源配置效率、降低成本、促进信息共享、优化决策，为企业提升ESG表现提质赋能。由此，H4得到验证。
（二）调节效应分析
分析师关注对企业和市场投资者至关重要（Sheehan等，2023）［40］，分析师关注度的增加能够有效发挥外部监督作用，促进企业主动承担社会责任。而媒体报道能够引起公众对企业问题的关注，对加强公司治理也发挥着关键作用（Drake等，2014）［41］。因此，两者会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和ESG实践行为产生重要影响。为考察分析师关注和媒体关注是否能在企业数字化转型与ESG表现关系中发挥调节作用，本文将分析师关注度和媒体关注度及其与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交互项纳入基准模型。具体回归模型如下：
[Esgi，t=θ0+θ1Dcgi，t+θ2Adji，t+θ3Dcgi，t×Adji，t+θj∑][controlsi，t+λf+λt+εi，t] （5）
其中：[Dcgi，t×Adji，t]代表企业数字化转型与分析师关注度（AF）及媒体关注度（MF）的调节变量；
系数[θ3]反映了调节变量作用于企业数字化转型对ESG表现的影响效应，若[θ3]显著为正，则表明调节变量增强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ESG表现的正向影响。参考周开国等（2014）［42]的研究，本文分别用一年内跟踪该公司分析师数量加1的自然对数和一年内针对该公司研报发布数量加1的自然对数来衡量分析师关注度（AF）；
以公司当年的新闻报道数量加1的自然对数和网络媒体及传统纸媒对目标企业报道次数之和加1的自然对数来衡量媒体关注度。
调节效应估计结果见表6所列。其中第（1）列、第（2）列展示了分析师关注调节效应估计结果，第（3）列、第（4）列展示了媒体关注调节效应估计结果。可以看出，分析师关注与企业数字化转型交互项回归系数显著为正，媒体关注与企业数字化转型交互项的回归系数也显著为正。这表明，分析师关注和媒体关注在企业数字化转型与ESG表现之间发挥了正向调节作用，加强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ESG表现的促进作用。原因在于，分析师关注和媒体关注能够发挥企业声誉和外部监督的作用，在激励企业积极践行ESG发展理念的同时，又能倒逼企业提高内部控制水平，完善公司治理。
（三）异质性分析
通过前文的实证分析，企业数字化转型对ESG表现的积极效应已得到充分证明，且本文还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对ESG表现的作用机制进行了探讨。但前文的分析是建立在对整体样本的考察上，揭示的是企业数字化转型对ESG表现的整体影响，从而可能忽视了整体样本与个体样本之间的差异。因此，为更全面深入考察企业数字化转型对ESG表现的影响，本文从以下三个维度对其可能存在的异质性展开分析。
1. 企业所有权异质性分析
本文根据企业所有权性质将研究样本划分为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进行考察，回归结果见表7所列。可以看出，企业数字化转型只促进了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ESG表现，对外资企业的ESG表现没有显著影响。原因可能在于，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在管理理念和企业文化上更注重可持续发展和ESG绩效，更愿意将ESG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一部分，并将其纳入企业战略和决策过程中。相比之下，外资企业的文化和管理理念更加多元化，ESG因素在其价值观和战略中的地位可能并不十分突出。
2. 企业要素密集度异质性分析
按照企业要素密集度不同，本文参考沈能等（2014）［43］的分类方法，结合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2012年），将样本企业分为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企业，回归结果见表8所列。可以看出，企业数字化转型对资本密集型企业和技术密集型企业的ESG表现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而对劳动密集型企业和资源密集型企业的ESG表现则无显著影响。这是因为，资本密集型企业和技术密集型企业通常拥有更强的技术能力和数字化基础，更容易适应和采纳新技术，这两类企业更具备数字化转型所需的知识和技能，能够更有效地应用数字化技术改善ESG表现；
而劳动密集型企业和资源密集型企业可能需要更多的培训和技术支持来适应数字化转型，这对其ESG表现的影响产生一定限制。
3. 企业规模等级异质性分析
本文依据上市公司规模等级，按职工人数将样本企业划分为小型、中型和大型三种企业，回归结果见表9所列。可以看出，企业数字化转型促进了小型企业和大型企业的ESG表现，而对中型企业的ESG表现没有显著影响。原因在于，大型企业通常拥有更丰富的资源和更强的技术能力，可以更轻松地进行数字化转型，并能够更好地应用数字化技术来改善ESG表现；
小型企业在数字化转型方面可能受到资源限制和技术较弱的挑战，但由于规模较小，其转型过程相对较为灵活和高效；
相比之下，中型企业可能既面临一定的资源限制，又缺乏小型企业的灵活性和大型企业的规模效应，从而导致数字化转型对其ESG表现的影响较为有限。
六、结论与建议
数字化转型有利于推动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提升企业ESG表现并增强企业长期竞争力。本文对制造业上市公司年报进行文本分析与词频统计，以此为基础构建企业数字化转型变量，基于2011—2021年我国沪深两市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实证考察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ESG表现的影响效应与作用机制，主要得出以下结论：①企业数字化转型对ESG表现具有显著正向效应，且这一结论在进行多项内生性处理和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
②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通过改进企业绿色创新绩效、抑制管理者短视行为及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三条途径对ESG表现产生正向影响，且分析师关注和媒体关注强化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ESG表现的促进作用；
③企业数字化转型对ESG表现存在异质性影响。从企业所有权性质角度来看，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ESG表现产生积极影响；
从企业要素密集度角度来看，数字化转型对资本密集型企业和技术密集型企业的ESG表现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从企业规模等级角度来看，数字化转型有助于推动小型企业和大型企业在ESG方面的表现。
现阶段，随着我国积极推进实现经济社会的绿色可持续发展和节能减排目标，企业应主动承担社会责任，通过有效的ESG实践来综合评估其对这些目标的贡献和达成程度。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本文提出如下建议：
第一，企业应以数字化转型为契机提升ESG表现。本文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显著提高了其ESG表现，因此，企业可以通过制定数字化发展目标和方向，利用数字化技术，如大数据、区块链、云计算和人工智能等来支持组织结构变革和开展新业务，从而推动企业数字化发展与应用。在推进数字化转型的同时，企业也应重视其在环境、社会责任和公司治理方面的表现，加强对ESG的管理投入，积极践行ESG理念，从而实现数字化转型与ESG表现的良性循环，推动企业可持续发展。
第二，发挥数字化转型对企业ESG表现的积极作用，畅通传导机制是关键。一方面，企业应重视企业声誉和外部监督对ESG表现的影响。积极进行数字化转型，利用分析师关注和媒体关注来提升企业声誉并获得利益相关者的支持，从而缓解自身的融资约束，更加关注社会责任的履行。另一方面，企业应加强在环保技术和可持续发展领域的研发投入，强化公司治理监管，加快数字化平台和信息共享机制的建设，增强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
第三，由于企业所有权性质、企业要素密集度以及企业规模等级不同，政府应对不同类型的企业采取差异性政策。针对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政府应持续加大对其数字化转型支持力度，提供相应的扶持政策和资源，以促进其ESG表现的改善，同时，国有企业也需更好地承担社会责任，积极践行ESG理念；
针对劳动密集型企业和资源密集型企业，政府应积极增强其数字化转型意识认知水平，鼓励其组建数字化人才队伍、构建数字化运营机制；
针对中型企业，政府应提供更加灵活的金融支持和减免税收等优惠政策，搭建中型企业数字化服务平台，促进供需对接与数字资源共享，提升中型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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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陈春香］
［DOI］10.19629/j.cnki.34-1014/f.230921022
收稿日期：2023-09-21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中国制造业关键技术缺失、成因及创新突破路径研究”（19AZD015）；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新一代人工智能对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趋向及应对战略研究”（20＆ZD067）
作者简介：杜传忠（1965—），男，山东德州人，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产业经济理论与政策；
李泽浩（1996—），男，河南驻马店人，博士研究生，通信作者，研究方向：产业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