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金华 彭昕杰 李静远 张浩希 詹成
摘要 工业发展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的经济增长，但在资源和环境的双重压力下，经济高质量发展成为新时代的必然要求。在“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长江经济带新发展格局下，探讨环境规制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影响的传导机制具有重要意义。该研究以2005—2019年长江经济带10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为研究对象，构建了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指标体系，将技术投入和产业结构作为中介变量，使用中介效应模型验证了环境规制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中介效应，并采用动态门槛模型探讨了不同门槛变量水平下环境规制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影响的差异。研究发现：①中介效应检验结果表明，技术投入和产业结构均在环境规制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中具有部分中介效应。环境规制有助于提升技术投入水平、促进产业结构调整，进而对经济发展质量产生正向影响。②门槛模型的结果表明，技术投入和产业结构作为环境规制的门槛变量时，环境规制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存在门槛效应。在高技术投入、产业结构落后的区域，环境规制可以更好地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③门槛效应异质性结果表明，技术投入和产业结构变量的门槛效应存在时间异质性，技术投入政策导向和产业结构刚性等因素会影响环境规制政策的实施效果。基于以上结论，提出以下政策建议：①制定差异化的环境规制政策，推动环境规制政策的有效实施。②提高技术投入水平，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能。③优化产业结构，推动产业绿色化转型升级。④明确环境补偿和专项治理机制，促进区域经济和环境规制协同发展。
关键词 环境规制；
经济高质量发展；
门槛模型；
长江经济带
中图分类号 F062. 9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24）05-0126-11 DOI：10. 12062/cpre. 20231009
自党的十九大首次提出“高质量发展”以来，中国高度重视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高质量发展。目前，中国经济已从高速增长阶段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1］。推动高质量发展是党中央提出的在中国发展历史转折点引领新时代建设的主要战略。高质量发展旨在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日益增长的需求，坚持“新发展理念”，实现高效、公平和可持续发展［2］。2016年1月，习近平在重庆召开的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上提出要“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2017 年7 月出台的《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保护规划》确定了水环境、水生态、水资源的改善性指标要求，提出要切实保护和改善长江生态环境。2020 年11 月，习近平在南京召开的全面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上指出要“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2023 年10 月，习近平在南昌召开的进一步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强调“进一步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更好支撑和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因此，面对环境目标约束与高质量发展的双重要求，如何在确保环境质量不恶化、资源上限不突破、资源环境不超载的前提下推进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成为了中国未来较长时期内的重点任务。
1 文献综述
现有文献在研究环境规制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系时大多考察了环境规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因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概念自党的十九大提出以来时间较短，而经济高质量发展是经济增长概念的延伸。一部分学者认为环境规制在纠正市场失灵时，使公司偏离最优决策［3］，使其不能在收益最高的均衡点生产，导致生产效率下降、公司业绩降低［4］。于斌斌［5］通过构建理论分析框架，关注城市环境质量维度，发现环境规制只能影响节能减排，不能提高企业生产效率；
原毅军等［6］专注于以税收为重点的环境规制，发现此类环境规制对企业竞争力产生重大负面影响。但在“波特假说”的基础上，也有学者认为面对环境规制的实施，公司需要加强技术投入，从而为其生产技术和绿色技术的进步做出贡献。因此，环境规制在减少污染物排放的同时，优化了要素配置的结构［7］，增强了企业的竞争力与经济绩效［8］，产生了“创新补偿效应”［9］，从而推动了环境质量和经济增长的双重提升。
此外，更多的学者认为环境规制对经济高质量发展表现为非线性关系，具有双重效应［10］。黄清煌等［11］认为环境规制对不同地区有差异性的影响，有助于东部地区的经济增长，但阻碍了中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
而王群勇等［12］则提出了相反的观点，认为环境规制在西部地区比东部地区发挥了更大的作用。上官绪明等［13］认为环境规制可以促进本地经济高质量发展，抑制相邻地区经济发展质量。Song等［14］通过空间杜宾模型发现环境规制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呈倒“U”型关系。不同学者还使用不同经济增长测度方法，以分析其与环境规制之间的非线性关系。孙英杰等［15］使用全要素生产率来表征经济增长，指出两者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且中国正处于环境规制促进经济增长的时期，尚未到达拐点。何兴邦［16］使用综合指数作为经济增长代理变量，认为环境规制可以促进经济和绿色双重发展，但加剧了目前的收入不平等状况，对产业结构和经济稳定没有积极影响。
目前，很多学者从不同中介因素角度，如技术投入［17］、产业结构［18］，探讨了环境规制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王斌会等［19］运用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探讨了不同类型区域环境规制、绿色技术创新以及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的关系。胡德顺等［20］发现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不同，具体表现为费用型和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通过提高技术创新水平缓解对高质量发展的阻碍作用，而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则通过技术创新发挥的正向中介效应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陶静等［21］构建计量模型验证了环境规制对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发现环境规制强度的增加对提高中国经济增长的质量具有显著和稳定的积极作用，并表现为非线性影响。范庆泉等［22］采用面板门限模型研究了产业结构升级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并指出产业结构升级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已逐渐从最初的抑制影响转变为促进高质量增长。
综上可知，目前关于环境规制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研究非常丰富，大多数现有研究探讨了环境规制、技术投入、产业结构调整等因素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增长，但对这些因素的综合分析较少。此外，目前的研究主要侧重于省级、城市群层面，而较少涉及时间、空间及政策等方面的异质性。基于现有文献研究的不足，本研究采用中介效应模型及门槛模型多视角揭示了环境规制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影响的传导机制。主要的贡献包括：一是聚焦典型区域城市（长江经济带）的微观层面，突破了现有研究主要集中于中国省级和城市群层面的局限性，更全面地分析了环境规制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机制；
二是将技术投入和产业结构纳入统一研究框架，分别探讨了环境规制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中介效应和门槛效应，拓展了相关研究领域。
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在新时代背景下，经济高质量发展是持续探讨的话题，环境规制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尤为重要。本研究基于内生性增长理论和空间经济学理论，将环境规制、技术投入、产业结构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纳入统一研究框架，分析框架如图1所示。假设H1和假设H2分别探讨了不同中介因素在环境规制对经济高质量发展中的影响机制。
2. 1 环境规制、技术投入与经济高质量发展
“波特假说”的提出为环境规制对技术投入的相关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和框架，该假说提出，适当的环境规制可能迫使企业在日益严格的资源环境限制下改变其生产和经营模式，从而加强技术投入和促进技术创新［23］。在此基础上，学者们探讨环境规制对企业创新行为的影响主要遵循“组织失灵”和“市场失灵”两个脉络。一是“组织失灵”。该理论认为企业的行为选择取决于管理者，而企业管理者通常厌恶风险且理性有限，在选择投资行为时并不一定总是考虑企业利益最大化，而可能考虑自身利益最大化。二是“市场失灵”。学者们多从技术溢出、科技创新等角度探讨了环境规制对企业的影响［24］。Chang等［25］认为市场失灵表明政府的干预是必要的，政府通过提高技术创新的有效性，达到促进碳减排的目的。环境规制通过绿色技术创新对CO2减排的影响具有正向调节作用，但在考虑技术创新时，其调节作用要弱得多。总体而言，现有研究从不同角度验证了“波特假说”，认为环境规制对技术投入有积极影响［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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